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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丧气话，”船长回答说，“有时候他有点儿闷闷不乐，但是就是在我们整天吃不到一口饭，连在中国佬那里歇宿的房钱都弄不到手的时候，他仍然象蛐蛐一样欢蹦乱跳。”

我对此并不觉得惊奇。思特里克兰德正是超然于周围环境之外的人，就是在最沮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到底是由于心灵的宁静还是矛盾对立，那是难以说清的。

“中国茅房”，这是一个流浪汉给一个独眼的中国人在布特里路附近开的一家鸡毛店起的名字。六个铜子可以睡在一张小床上，三个铜子儿可以打一宵地铺。他们在这里认识了不少同他们一样穷困潦倒的朋友，遇到他们分文不名、而夜里又天气奇冷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同哪个白天凑巧挣到一法郎的人借几文宿费。这些流浪汉并不吝啬，谁手头有钱都乐于同别人分享。他们来自世界各个地方，但是大家都很讲交情，并不因国籍不同而彼此见外，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安乐乡的自由臣民；这个国家领土辽阔，把他们这些人全部囊括在自己的领域里。

“可是思特里克兰德要是生起气来，我看可不是好惹的，”尼柯尔斯船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一天我们在广场上碰见了硬汉子彼尔，彼尔想讨回他给查理斯的身份证明。”

“‘你要是想要，就自己来拿吧，’查理斯说。”

“彼尔是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但是被查理斯的样子给镇住了，他只是不住口地咒骂，所有能够用上的脏字眼儿都用到了。硬汉子彼尔开口骂人是很值得一听的事。开始的时候，查理斯不动声色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往前迈了一步，只说了一句：‘滚蛋，你他妈的这只猪猡。’他骂的这句话倒没什么，重要的是他骂人的样子。硬汉子彼尔马上住了口，你可以看出来他胆怯了。他连忙转身走开，好象突然记起自己还有个约会似的。”

按照尼柯尔斯船长的叙述，思特里克兰德当时骂人的话同我写的并不一样，但既然这是一本供家庭阅读消遣的书，我觉得不妨违反一些真实性，还是改换几个雅俗共赏的字眼儿为好。

且说硬汉子彼尔并不是个受了普通水手侮辱而隐忍不发的人。他的权势完全靠着他的威信；一个住在他开的寄宿舍的水手对他俩说，彼尔发誓要把思特里克兰德干掉，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人告诉他们同样的消息。

一天晚上，尼柯尔斯船长和思特里克兰德正坐在布特里路的一家酒吧间里。布特里路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旁都是一间间的平房，每所房子只有一间小屋，就象拥挤的集市棚子或者马戏团的兽笼。每间屋子门口都可以看到一个女人。有的懒洋洋地靠着门框，或者哼着小曲，或者用沙哑的嗓子向过路人打招呼，也有的无精打采地看一本书。她们有的是法国人，有的是意大利人，有的是西班牙人，有的是日本人，也有的是黑人；有的胖，有的瘦；在厚厚的脂粉、乌黑的眼眉和猩红的唇脂下面，你可以看到岁月在她们脸上刻下的痕迹和堕落放荡留下的伤疤。她们有的人穿着黑色内衫和肉色长袜，有的头发卷曲、染成金黄颜色，穿着纱衣，打扮得象小女孩。从敞开的门外边，可以看到屋子里的红砖地，一张大木床，牌桌上摆着一只大口水罐和一个面盆。街头上形形色色的人踱来踱去——邮轮上的印度水手，瑞典三桅帆船上的金发的北欧人，军舰上的日本兵，英国水手，西班牙人，法国巡洋舰上英俊的水兵，美国货轮上的黑人。白天，这里污秽肮脏，但是到了夜里，在小屋子的灯光照耀下，这条街就有一种罪恶的魅力。弥漫在空中的丑恶的淫欲使人感到窒息，简直是可怕的，但是在这一切缠绕着你、激动着你的景象里却有某种神秘的东西。你觉得有一种人们并不了解的原始力量又让你厌恶，又深深地把你迷住。在这里，一切文明、体面都已荡然无存，人们面对的只是阴郁的现实，一种既热烈又悲哀的气氛笼罩着一切。

在思特里克兰德和尼柯尔斯坐的酒吧间里摆着一架自动钢琴，机械地演奏着喧噪聒耳的舞曲。屋子四周人们围坐在小桌旁边，这边六七个水手已经喝得半醉，吵吵嚷嚷，那边坐着的是一群士兵。屋子中央人们正一对对地挤在一起跳舞。留着大胡子、面色黝黑的水手用粗硬的大手使劲搂着自己的舞伴。女人们身上只穿着内衫。不时地也有两个水手站起来互相搂着跳舞。喧闹的声音震耳欲聋。没有一个人不在喝，不在叫，不在高声大笑；当一个人使劲吻了一下坐在他膝头上的女人时，英国的水手中就有人嘘叫，更增加了屋子的嘈杂。男人们的大靴子扬起的尘土和口里喷出的烟雾弄得屋子乌烟瘴气。空气又闷又热。卖酒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女人在给孩子喂奶。一个身材矮小、生着一张长满雀斑的扁脸年轻侍者，托着摆满啤酒杯子的托盘不住脚地走来走去。

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硬汉子彼尔在两个高大黑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已经有七八分醉意了。他正在故意寻衅闹事。一进门彼尔就东倒西歪地撞在一张台子上，把一杯啤酒打翻了。坐在这张桌子边上的是三个士兵，双方马上争吵起来。酒吧间老板走出来，叫硬汉子彼尔走出去。老板脾气暴烈，从来不容顾客在他的酒馆闹事。硬汉子彼尔气焰有些收敛，他不太敢同酒吧间老板冲突，因为老板有警察作后盾。彼尔骂了一句，掉转了身躯。忽然，他一眼看见了思特里克兰德。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思特里克兰德前边，一句话不说，嘬了一口唾沫，直啐到思特里克兰德脸上。思特里克兰德抄起酒杯，向他扔去。跳舞的人都停了下来。有那么一分钟，整个酒吧间变得非常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但是等硬汉子彼尔扑到思特里克兰德身上的时候，所有的人的斗志都变得激昂起来。刹那间，酒吧间开始了一场混战。啤酒台子打翻了，玻璃杯在地上摔得粉碎。双方厮打得越来越厉害。女人们躲到门边和柜台后面去，过路的行人从街头涌进来。只听见到处一片咒骂声、拳击声、喊叫声，屋子中间，一打左右的人打得难解难分。突然间，警察冲了进来，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往门外窜。当酒吧间里多少清静下来以后，只见硬汉子彼尔人事不醒地躺在地上，头上裂了个大口子。尼柯尔斯船长拽着思特里克兰德逃到外面街上，思特里克兰德的胳臂淌着血，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尼柯尔斯船长也是满脸血污；他的鼻子挨了一拳。

“我看在硬汉子彼尔出院以前，你还是离开马赛吧，”当他俩回到“中国茅房”开始清洗的时候，他对思特里克兰德说。

“真比斗鸡还热闹，”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仿佛看到了他脸上讥嘲的笑容。

尼柯尔斯船长非常担心。他知道硬汉子彼尔是睚眦必报的。思特里克兰德叫这个混血儿丢了大脸，彼尔头脑清醒的时候，是要小心提防的。他不会马上就动手，他会暗中等待一个适宜时机。早晚有一天夜里，思特里克兰德的脊背上会叫人捅上一刀，一两天以后，从港口的污水里会捞上一具无名流浪汉的尸体。第二天晚上尼柯尔斯到硬汉子彼尔家里去打听了一下。彼尔仍然住在医院里，但是他妻子已经去看过他。据他妻子说，彼尔赌天誓日说，他一出院就要结果思特里克兰德的性命。

又过了一个星期。

“我总是说，”尼柯尔斯船长继续回忆当时的情况，“要打人就把他打得厉厉害害的。这会给你一点时间，思考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以后思特里克兰德交了一步好运。一艘开往澳大利亚的轮船到水手之家去要一名司炉，原来的司炉因为神经错乱在直布罗陀附近投海自杀了。

“你一分钟也别耽误，伙计，立刻到码头去，”船长对思特里克兰德说，“赶快签上你的名字。你是有证明文件的。”

思特里克兰德马上就出发了。尼柯尔斯船长从此再也没有同他见面。这艘轮船在码头只停泊了六小时，傍晚时分，尼柯尔斯船长看着轮船烟囱冒出的黑烟逐渐稀薄，轮船正在寒冬的海面上乘风破浪向东驶去。

我尽量把这些故事叙述得生动一些，因为我喜欢拿这一段经历同他住在伦敦阿施里花园时的生活进行对比，当时他忙着做股票生意，那时的生活我是亲眼见过的。但是我也非常清楚，尼柯尔斯船长是个大言不惭的牛皮大王，他告诉我的这些事也有可能没有一句是真话。今后我如果发现思特里克兰德在世的时候根本不认识他，他对马赛的知识完全来自一本杂志，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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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

这本书我本来准备就写到这里为止。我最初的计划是首先叙述一下思特里克兰德一生中最后几年是怎样在塔希提度过的，以及他悲惨的死亡，然后再回头来描写我所了解的他早年的生活。我预备这样做倒不是由于我的任性，而是因为想把思特里克兰德启程远航作为这本书的收尾；他那孤独的灵魂中怀着种种奇思遐想，终于向点燃起自己丰富想象的陌生的荒岛出发了。我喜欢这样一个画面：他活到四十七岁（到了这个年纪大多数人早已掉进舒适的生活沟槽里了）动身到天涯海角去寻找一个新世界；大海在凛冽的北风中一片灰蒙蒙，白沫四溅，他迷茫地盯视着逐渐消失、再也无法重见的法国海岸。我想他的这一行为含有某种豪迈的精神，他的灵魂里具有大无畏的勇气。我本来想让这本书结束的时候给人一线希望。我觉得这样也许能够突出思特里克兰德的不可征服的精神。但是我却写不好；不知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些写下来，在试了一两次之后我还是放弃这样一个结构了。我走的还是老路子——从头儿开始。我决定按照我了解到的事实以先后顺序记叙我所知道的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

我掌握的事实只是一些断简残篇。我的处境很象一个生物学家，根据一根骨骼不仅要重新塑造出一个早已灭绝的生物的外貌，还要推测出它的生活习惯。思特里克兰德没有给那些在塔希提同他有接触的人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在这些人眼睛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永远缺钱花的流浪汉，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爱画一些他们认为是莫名其妙的画。直到他死了多年以后，巴黎和柏林的画商陆续派来几个代理人搜寻思特里克兰德可能散失在岛上的遗作时，这些人才多少认识到在他们当中一度生活过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们这时想起来，当时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买到今天已经价值连城的名画，他们白白让机会从眼皮底下溜掉，真是追悔莫及。塔希提有一位姓寇汉的犹太商人，手里存着思特里克兰德的一幅画；他得到这幅画的情况有一点不寻常。寇汉是个法国小老头，生着一对温柔、善良的眼睛，脸上总是堆着笑容；他一半是商人，一半是水手，自己有一只快艇，常常勇敢地往来于包莫图斯群岛、马克萨斯和塔希提群岛之间，运去当地需要的商品，载回来椰子干、蚌壳和珍珠。我去看他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他有一颗大黑珍珠要廉价出售。后来我发现他的要价超过我的支付能力，我便同他谈起思特里克兰德来。他同思特里克兰德很熟。

“你知道，我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是个画家，”他对我说，“很少有画家到我们这些岛上来，我很可怜他，因为我觉得他画的画很蹩脚。他的头一个工作就是我给他的。我在半岛上有一个种植园，需要一个白人监工。除非有个白人监督着他们，这些土人是绝不肯给你干活的。我对他说：‘你有的是时间画画儿，你还可以挣点钱。’我知道他正在挨饿，但是我给他的工资很高。”

“我想他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监工。”我笑着说。

“我对他的要求并不苛刻。我对艺术家总是同情的。我们一家人生来就是这样，你知道。但是他只干了几个月的活儿。等他攒够了钱，能够买油彩和画布的时候，他就想离开这地方，跑到荒林里去。但是我还是经常不断地能见到他。每过几个月他就到帕皮提来一次，待几天；他会从随便哪个人手里弄到点钱，于是又无影无踪了。正是在他这样一次访问时，他到我家里来，要向我借两百法郎。他的样子象是一个礼拜没吃一顿饱饭了，我不忍心拒绝他。当然了，我知道这笔钱我绝不会再要回来了。你猜怎么着，一年以后，他又来看我了，带着一幅画。他没提向我借钱的事，他只说：‘这是一幅你那座种植园的画，是我给你画的。’我看了看他的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当然了，我还是对他表示感谢。他走了以后，我把这幅画拿给我的妻子看。”

“他画得怎么样？”我问。

“别问我这个，我一点也看不懂。我活了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画。‘这幅画咱们怎么办？’我问我的妻子说。‘什么时候也挂不出去，’她说，‘人家会笑掉大牙的，’就这样她把它拿到阁楼上，同各式各样的废物堆在一起。我的妻子什么东西也舍不得扔掉，这是她的习性。几年以后，你自己可以想象一下，正当大战爆发之前，我哥哥从巴黎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你是否听说过一个在塔希提住过的英国人？看来这人是个天才，他的画现在能卖大钱。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弄到他画的任何东西，给我寄来。这件事很能赚钱。’于是我对我的妻子说：‘思特里克兰德给我的那张画还有没有？会不会仍然在阁楼上放着呢？’‘没错儿，’她回答说，‘你也知道，我什么东西都不扔。这是我的毛病。’我们两人走到阁楼上，这里堆着自从我们住到这所房子的第一天起积攒了三十年的各式各样的破烂货。那幅画就在这些我也弄不清楚到底都是些什么的废物堆里面。我又仔细看了看。我说：‘谁想得到，我的半岛上的种植园里的一个监工，一个向我借过两百法郎的人，居然是个伟大天才。你看得出这幅画哪点画得好吗？’‘看不出来，’她说，‘一点也不象咱们的种植园，再说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椰子树长着蓝叶子。他们巴黎人简直发疯了，也说不定你哥哥能把那幅画卖两百法郎，正好能抵思特里克兰德欠我们的那笔债。’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把画包装好，给我哥哥寄去了。最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你猜他信里面怎么说？‘画已收到，’他说，‘我必须承认，开始我还认为你在同我开玩笑。我真不应该出这笔寄费。我几乎没有胆量把它拿给同我谈过这件事的那位先生看。当他告诉我这是一件杰作，并出价三万法郎要购买它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吃惊。我猜想他还肯出更多的钱。但是说老实话，这件事当时太出乎我的意料，弄得我简直晕头转向了。没等我脑子清醒过来以前，这笔生意已经拍板成交了。’”

接着，寇汉先生又说出几句着实令人起敬的话。

“我希望可怜的思特里克兰德还活着，我真想知道，在我把两万九千八百法郎卖画的钱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他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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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

我住在鲜花旅馆，旅馆的女主人，约翰生太太给我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她如何把大好良机白白错过去了。思特里克兰德死了以后，他的一些遗物在帕皮提市场上拍卖。她亲自跑了一趟，因为在拍卖的物品中有一个她需要的美国式煤油炉子。她花了二十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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