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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文小说网>徐悲鸿为什么移情别恋孙多慈 > 第4部分(第1页)

第4部分(第1页)

“孙多慈同学放着小苹果不画,非要画我这只大苹果,大家看看,还真有些传神呢!只要同学们画得好,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无所谓。”

孙多慈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多少有些得意,而对胡衡一老师的深爱,也由此埋进心间。“在一女中学校,教师中对我期许最殷切者,为图画教师胡衡一先生。”直到晚年,在台湾每每向朋友回忆旧事,她依然如是说。

胡衡一冬天穿的那一身宽大长袍,质地非常好,是正宗的杭州绸缎,黑底子金色图案,远远看去,既洋气,又做派。他自己也非常得意,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炫耀,这样的衣服,在安庆女中,恐怕只有他胡衡一独一件。

在安庆,他们胡家是财大气粗的名门望族,绵延至今的百年老字号“胡玉美”,就是他们家祖传的制酱产业。“胡玉美”创立于道光十八年(1838),这之前,创始人胡兆祥与岳父曾先后在南庄岭、三步两桥开设“四美”与“玉美义”,但生意一直做不上去。后两家分营,其岳父在大南门药王庙对面另开“甘玉美”,胡兆祥挂出“胡玉美”招牌。相比之下,“胡玉美”跳出家族管理的小圈圈,放手让外姓行家经营酱园业务,短短几年就发展成规模,使老城酱园业胡、甘二姓之争,最终以“胡玉美”并购“甘玉美”而结束。“胡玉美”也因此奠定老城制酱业不可动摇的老大位置。“胡玉美”主要产品就是蚕豆酱,它的特点,简单概括就是色泽红润,豆瓣柔软,咸辣适中,可口开胃。说来简单,但在制作过程中,却凝聚了胡氏祖先无尽的智慧与才思。蚕豆酱是起源于四川,发展在安庆。能在安庆成功,并能上打武汉,下打南京,更在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川酱基础上,依据江南一带饮食习惯,弱化了其中的麻、辣、咸,又浇淋小磨麻油,增强了其香其鲜。制酱本身,从技术发展成为工艺,在赢得顾客的同时,也赢得了市场。

胡兆祥是胡衡一的曾祖父,在安庆,排在四世。经过五世、六世的共同努力,到第七世“怡怡堂”和“古欢堂”手中,胡氏酱业已经有很大的规模。但真正形成品牌效应,是在“古欢堂”七世胡子穆的手上。胡衡一是“怡怡堂”七世,与胡子穆共一个曾祖父。他对“胡玉美”的贡献,就是为“胡玉美”设计了商标。商标图案本色本土,取安庆东门外振风塔为原形,注册为“振风古塔”。商标设计出来,先用在瓦罐蚕豆酱的红色封口招牌纸上,之后又用到瓶装酱油的彩色瓶签和虾子腐乳的彩色包装纸上。这也是安庆最早注册的产品商标。胡衡一对学生们说:“我的这枚商标设计,不在于设计本身,而在于设计思路。想想看,安庆振风塔是万里长江第一塔,俗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誉,胡玉美蚕豆酱自然借它广为传播。当然,胡玉美蚕豆酱卖到哪里,也把振风塔的名气带到哪里。”

三、 家有变故(2)

胡衡一之子胡庆汉,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导演,著名的配音演员,法国影片《红与黑》中的于连、《巴黎圣母院》中的斐比斯,都是他的配音。

同样对孙多慈宠爱有加的,还有国文教师李则纲。

父亲孙传瑗对李则纲非常佩服,他说他的国文不怎么出众,但绝对是位有见解的历史学家,书教得活,能超越课本的局限,独抒己见,给学生以启示。当时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都按照远古、中古、近古分期,概念模糊,缺乏科学性。李则纲在讲课时,对这种模糊分类不以为然,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剖析文章,在权威杂志《教与学》上发表,引起安徽教育界的关注。李则纲是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后回安庆,分别在安庆女中和安庆高级中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出任安徽省博物馆馆长。著作有《史学通论》、《安徽历史述要》、《中国文化史》等。

李则纲对孙多慈清新如水的文字极为推崇。每每读孙多慈的作文,总是半眯着眼睛,尤其读到他欣赏的句子,摇头晃脑,似乎陶醉于其中。李则纲是枞阳人,口音重,读到忘情处,孙多慈都不知道他在读什么东西。

受到老师鼓励,孙多慈转而对国文开始产生浓厚兴趣,尤其是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像什么《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几乎爱到如醉如痴地步。只要能找到,关到房间一看就是半天。父亲鼓励她,帮她四处去借,遇上周日,还带着她去谯楼后面的省立图书馆去找。

省立图书馆馆长吴季白,是安庆女中的创始人,跛着一条腿,慈眉善目,看到孙多慈来,总喜欢拍拍她的肩膀,“我是你的老校长啊,想看什么书,自己来就行了,老拖着你爸干什么?”

孙多慈后来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读到了郁达夫的《茫茫夜》,读着读着,就有一种困惑,作家笔下的安庆“城”,怎么一下子变得遥远而陌生了?就产生了疯狂的或“痴”或“醉”的想法:沿着作家的描写,去实地考察她生活的这座城市。

初冬一个暖洋洋的周日上午,将《创造》季刊夹在腋下,孙多慈就由大南门走出城外。

太阳悬在远处的江面上,泛着一些白色。在招商局码头附近,孙多慈翻着《茫茫夜》,认真地一家家寻找,她想看看到底哪家旅馆,是小说中主人公质夫夜间两三点钟乘船抵达安庆后,住的“一家同十八世纪的英国乡下的旅舍似的旅馆”。小说中,质夫第二天一早“就坐了一乘人力车上学校里去。沿了长江,过了一条店家还未起来的冷清的小街,质夫的人力车就折向北去”。从方向上判断,因为是“折向北”,那这条“冷清的小街”只能是东城口街。于是孙多慈也顺着新修的沿江马路走了过去。果然就感受到了小说中描写的景致:“车并着了一道城外的沟渠,在一条长堤上慢慢前进……”转脸东望,“以浓蓝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宝塔,把半规初出的太阳遮在那里。”而换一个方向,路的西边,“是一道古城,城外环绕的长沟,远近只有些起伏重叠的低冈和几排鹅黄疏淡的杨柳点缀在那里。”孙多慈十分兴奋。

沿着书中说的“一条长堤”往北去,路是顺着护城河蜿蜒的,不宽,勉强能行两三辆黄包车。护城河西是高高的城墙,远远能看见“孤立在那里的一排电杆的电线”。孙多慈看着就有些发呆,眼中的画面,或者前世,或者来生,非常熟悉,似乎早印在心中。多少年后,她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读书,才知道这实际是幅不用任何修饰就非常完美的油画构图。

徐悲鸿眼中的纯洁少女孙多慈。

再往前,就是主人公质夫任教的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了。此时学校正以全省契税收入七十二万元为基金,筹办安徽大学。因为父亲孙传瑗也参加了学校的筹办工作,还带自己到学校来过两次,因此孙多慈对这一带比较熟。顺着护城河堤向西,还是围着老城墙绕行,大概半个小时吧,就看到北门外的吊桥了。过吊桥,走北城口街,进集贤门,绕城走了大半天,这才又回到了城内。《茫茫夜》中,质夫本是想到城内去的,但“在城内又无熟人,又没有法子弄得到一张出城券”,所以就放弃了进城的念头。想到这个细节时,孙多慈正走在北门内正大街上,当时就生出一种后怕,如果天晚了,我也进不了城,那该怎么办?但看到沿街商铺红红绿绿的招牌,闻到从沿街饭店飘出的油香气,她的心又变得轻松了。这才是她能够真实感受并能坦然行于其中的“城”啊!

三、 家有变故(3)

孙多慈之所以一生都喜爱这座江滨小城,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一次绕“城”而行得来的印象。中年之后,每每和儿女忆及,言语中还淡淡有一种甜蜜。过了知天命之年,独自在台北的画室,秋风四起,寒露渐生,童年关于“城”的印象,也时不时会浮到眼前来。

变故起于1929年的初秋。

变故之前,没有任何征兆。那天中午,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在吃饭。孙多慈说她下午放学回来晚一点,要和同学李家应去华中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父亲当时停住筷子,望着她,温和地问:“哦?什么电影?又是哪位明星主演的?”

那一阶段,父亲特别忙,很少看到他在家里呆。孙多慈有些气,就硬硬地说:“你现在政务缠身,哪还有时间看电影!说了你也不会知道的,王汉伦的《女伶复仇记》,听说过吗?”

孙传瑗“呵呵”笑了,“说别人可能不知道,王汉伦我却十分熟悉,小时候我还抱过她呢。她的父亲彭名保,光绪年间是日新蚕桑公司经理,东门外的那一片桑园,都是他们公司种植的。她的真名叫彭琴士,字剑青。后来从艺,自己把名字改了,叫王汉伦。”又说,“彭名保早年任安庆电报局会办时,在黄甲山,还设计发明了一部电话机呢!”

孙多慈一双眼睛睁得多大。“不会吧?王汉伦是安庆人!她可是了不起,《女伶复仇记》是她自己出钱拍的,导演请的是卜万苍,高占非、费柏清、陆品娟、蔡楚生等演员,都在里面扮演角色。我们同学都说好看死了,特别惨!”

“去吧,去吧。记着早点回来!”孙传瑗话语中,充满对女儿的爱意。

确如女儿所说,1929年夏秋的孙传瑗,不仅忙,而且忙得不可开交。但再忙,他的心里也非常高兴,因为这一阶段,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春风得意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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