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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对于徐悲鸿,吴稚晖是他特别敬重的长者。吴稚晖生于同治四年(1865),徐悲鸿光绪三十一年(1905)还跟在父亲身后学画时,他就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15年,吴稚晖与李石曾创建留法勤工俭学会。1924年起,吴稚晖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上世纪60年代,他还被联合国授予“世界文化名人”头衔。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曾主张彻底摒弃封建传统文化的吴稚晖,在规劝徐悲鸿的长信中,却表现出了一个长者和一个智者的固执——

“尊夫人仪态万方,先生尚复何求?”他问。“倘觉感情无法控制,则避之不见可乎?”他又问。信结尾处,他还以自己的婚姻打比喻,“弟家中亦有黄脸婆,颇亦自足,使弟今日一摩登,明日一摩登,侍候年轻少女,吾不为也。”

徐悲鸿无法做出回答。

徐悲鸿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总务处也安排有住处,在丹凤街52号,大小共四个房间。这是一幢老式的两层楼房,同住的,还有中央大学另外三位教授。其中谢寿康与他们同住二楼,楼下是何兆清夫妇和曾昭抡先生。当时蒋碧微父母以及蒋碧微的弟弟蒋丹麟也在南京,大小七口人,加上下人、奶妈,十分拥挤。徐悲鸿的创作,只好在国立中央大学画室里进行。吴稚晖闻知此事,二话没说,出资三千大洋,在南京鼓楼坡北面的傅厚岗,为徐悲鸿买下两亩宅地。

大恩不言谢。

面对这样一个长者,面对这样一种情义,徐悲鸿怎能将那个“不”字说出口?

谢寿康知道徐悲鸿的两难,也不逼他立即表态。

之后在舒新城家,徐悲鸿画兴大起,先是用铅笔为舒新城前妻贺菊瑞画了幅人物速写。后又提笔为舒新城的新妻刘济群写下“勇迈”二字,题曰:“济群女士为学深思,行其所安,不屈不挠,独与吾友舒新城相爱,险阻既经,前途坦荡,长此贻之。”

“你看我处理方式多得体,前妻后妻,一画一字,谁也不得罪!”又笑,“一个舒新城,一个谢寿康,还有一个徐悲鸿,现在的中年恋爱,恐怕已经成为时代之病了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 图画满分(6)

舒新城笑道,“我们已经从时代病中走出来了,只有你徐悲鸿,还在病中苦苦挣扎哦!”一时兴起,又为徐悲鸿作打油诗一首:

前日小谈后,急“马”大动摇,

时时想溜走,计划满头脑,

溜既溜不成,留住枉烦恼,

作“长”十九月,有甚可足道,

于人既无益,于己更无聊,

莫羡人洞味,且请试试瞧。

徐悲鸿看后“哈哈”大笑,“知我者,新城也!”

谢寿康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既然‘溜既溜不成’,不如再给碧微一个机会,看看她的表现,你的意思呢?”见徐悲鸿沉默不语,又说,“这样吧,我来安排,咱们一起去庐山牯岭陈散原处避避暑,如何?”

徐悲鸿无语。无语就是应承。

陈散原是徐悲鸿忘年之交,长徐悲鸿四十三岁。散原是他的号,其本名陈三立,又号伯严。进士出身,曾任吏部主事,后因参与戊戌变法,与父亲陈宝箴(湖南巡抚)同被革职,隐退后自号神州袖手人。陈散原的诗做得极好,但晚年与人谈诗,总是一再谦虚,“吾七十以后已戒诗矣。”怪的是,书法不是他的强项,但只要有求,总是午夜篝灯,勤勤交卷。他的两个儿子,长子陈师曾号称北京画坛首领,八子陈寅恪则是著名历史学家。在巴黎留学时,徐悲鸿夫妇与陈寅恪交往极密。

谢寿康陪徐悲鸿到庐山后不久,蒋碧微得到谢寿康及时反馈的信息,在母亲陪同下,也匆匆赶到了庐山。

看到岳母陪蒋碧微一起过来,徐悲鸿微微吃了一惊,他的嘴上没说什么,但他知道,在这场夫妻对决战中,他的败势又增添了一份。

徐悲鸿可以不理蒋碧微,但对这位善良又慈祥的岳母,他不能不理。1917年11月,徐悲鸿与蒋碧微携手私奔日本,生米做成熟饭。而在上海蒋家,女儿突然失踪,蒋碧微许配的查家又来逼婚,几乎乱成一团,不得已,只好置一口空棺,以女儿病死为由搪塞过去。一年后,他们从日本回上海,蒋碧微不敢回家,便和徐悲鸿住在旅馆里。岳母知道后,瞒着她的父亲,独自过来看望,见他们经济窘迫,又出资在民厚里租了一间厢房,帮小两口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光。

关于在庐山的这段生活,蒋碧微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散元先生一家对我非常好,徐先生则默然不理。朋友们极为掇促我们同出同游,我们曾登临五老峰,也曾在巨瀑之下,褫衣冲淋。游兴虽浓,但是这些都不曾使我们之间的僵局,有打开的希望。”

转瞬半个多月过去,暑期接近尾声。再过十来天,国立中央大学也要开学上课。

蒋碧微自己不好开口,便撺掇母亲试探徐悲鸿的心思。母亲既然陪女儿过来,自然希望他们夫妻和好,于是有意无意向徐悲鸿说,“立秋之后,一天比一天凉,也没有带更多的衣服,怎么办?”

徐悲鸿听出了她的话意,怏怏而答:“有什么怎么办?只好大家回去罢了。”

蒋碧微远远听见,心里一阵窃喜。辞职出国的事,当然也就从此不提。

《背纤》,孙多慈写于1934年秋,刊《孙多慈描集》。

从九江下来,坐的是招商局江安号客轮,船经过安庆,停靠一个小时。徐悲鸿走出船舱,独自立在甲板上。江岸之上,振风塔凌空而立,上矗云汉;迎江寺群殿相拥,气势雄伟。孙多慈曾向他说过,这是安庆东城之外一大风景,俗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美誉。往西有枞阳门,进城往西北,一个叫汪家塘的地方,便是她的家。徐悲鸿看江面上正冉冉而起的太阳,大概还不到早晨6点钟吧,此时的孙多慈,恐怕还在睡梦之中,她怎么能想得到,在南城外,在江安号客轮上,徐悲鸿正对她苦苦思念呢?那一刻,徐悲鸿真想随人流走下船去,在汪家塘方家大屋,找到孙多慈,不再回南京,而是隐进深山,做牛郎,做织女,过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

孙多慈《刘杏春女士》,写于1934年春。

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徐悲鸿仍旧是一个凡夫俗子,他的爱情观,他的生活观,都注定他无法如此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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