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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文小说网>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的人是谁 > 第19部分(第1页)

第19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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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这一议,相当重要,是他日后厉行“考成法”的蓝本。专制皇权下的知人用人,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奸滑官吏,有看脸色吃饭、奔走逢迎的,往往官运亨通;干练下属,有埋头苦干、办事较真的,不是默默无闻,就是得罪人多,日久不得提拔。如此选拔,人心不服,队伍哪里会有士气?

——鄙人亦曾见,有一类小吏,一心谋夺正职,闻正职当红,则整日满脸阴郁;闻正职失势,则笑语振动屋瓦。某时有巡按高官视察,立时笑面灿然,飞扑而上,务求印象深刻,以利来日提拔。平日则懒赴署内办公,踪影不见。偶有成就,则绵延三年喋喋不休。此类猾吏,实为巧伪,却又虚名在外。上司不明就里,为之吹嘘,则前途更为坦荡也。可见古之弊病,今仍遗毒,未知何日方能休。

下面来看第五议“固邦本”,何为邦本?国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会稳定与否。这一条,江陵先生说得言辞恳切,逻辑严密,即使我们后来者聪明无比,也不得不服——原来古人什么都明白!

这一条,也不无法家思想,法家,总是要讲强国、将实际的,出去那些不尽清理的严酷,我看法家的真理还是多一些。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就是管仲说过的,管仲是齐国成就霸业的功臣,他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要想称霸王,大国崛起,不是多生产钢铁枪炮的问题,是怎么样以人为本的问题。我们来看张先生的教诲。

张居正首先指出,我听说,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草民按,彼时之胡说,今日之真理也)。《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定邦宁。”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时代,也有外患和盗贼,但百姓却能安乐,丰衣足食。为什么呢?因为邦本深厚坚固,所以无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外患内盗乘机而起(江敬先生的意思是,这个因果关系不要弄反了)。安居乐业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义,过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危民易于为非),这是必然的(其势然也)。

去年因为是元年减税一半,结果国用不足,边防开支又大,国库空虚,不得已派了四个御史分道去催税费,这虽然是权宜之计,但老百姓就受不了这么搜刮了。臣近日听取了外官的议论,都说办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为钦差出去了,目睹老百姓穷苦,又没有别的渠道清理欠税。只好将各地官库的储存全部调到京城来,以致各省库藏空虚,一遇到水旱灾害,眼看老百姓饿死而没办法救。这么搞,国库没等充实,国家元气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张居正教导我们说,臣窃以为,矫枉者必过其正。在当今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怕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头恳请皇上念惜民穷,多给百姓一点实惠,凡是不急的工程(草民按,譬如高楼宽路广场等等),没有益处的征收摊派,一切都应停免。您应该崇尚节俭,为天下先。

我乞求皇上下令吏部,小心选择好官,让他们善待小民。考察官员贤与不贤,把那些律己廉洁、实心爱民的,作为“上考”也就是称职,要尽快升官。如果只会巴结上司、企图跑官要官,而无实政治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干,也只能给予“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并且押送到边防管制,什么时候退完了赃,什么时候另行发落。

张居正强调指出,陛下应责令户部反思,为什么天天琢磨来钱的方法却财政匮乏?其弊端何在?现在准备的新举措,是根据什么原则?当今风俗奢侈,官民穿华丽衣服造豪华大宅都没有什么限制,加上豪强兼并土地,赋税不公平,偷税漏税,恃强不纳,田赋征粮偏重于小民。各衙门小金库到底存了多少钱粮,漫无查稽,谁也不清楚。假公济私,官吏滋生贪污之心。

张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种种,皆耗财病民之大者。如果能严厉追查那些私吞国家财产的家伙,把他们干掉,又何必求索于穷困之民、而消耗国家的元气呢?

——张居正先生一点也没有危言耸听。明代自正统年间一来,财政情况就一蟹不如一蟹,每况愈下。《真定府志》载,成化以前,民间除了两税草马(供给边防用)之外,不过给官家服几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后,中央和地方两级每年增派的税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员级别高一点的,都盯着下面的财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鹰攫肉,必获乃已。小民奈何不贫而逃走,村里壮丁不足服劳役的数,就加派田赋。这情景怎么得了。当时的官员考核,就是一个税收情况如何(长吏考课,唯问钱粮),其余公务,不过虚应故事。到了这位隆重庆,更是专派御事到各地去“清库”,有点钱就运回皇宫来供他玩乐。天天晚上看灯会,喝酒取乐,以为盛世已经千秋万代。

真的就千秋万代了么?灯山酒海里,人也难清醒。草莽之夜啼,难以越高墙。

可是张先生关于“危民易于为非”的警告,并不是在吓唬他。祸起萧墙的时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静的地方了。

最后一条,第六议,讲的是边防的事。这事,是当务之急。

就在张居正上这道疏的前一年,隆庆元年九月,秋高马肥,俺答曾率6万骑犯边,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马土蛮部落犯蓟镇,抵滦河。北京再次戒严,有人甚至吓得弃官逃走。到十月敌人才退去。大明帝国又被折腾一回。

张居正是个博览群书的人,颇知兵事,负责国防后,更是相才将才兼备,确有些诡异的天赋。他对军饷、兵源、选将等诸多事宜都有独到见解,这里不详述了。同时他还提出了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大阅兵。一是能够检验官兵能力勇气如何,二是可宣示远近,让人知道皇帝已加紧了军备,以此煞一煞狂虏的锐气。

从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起,迄今已经19年过去。这19年,官场历练把他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相才。当年还不过是书生论政,颇逞意气,现在提出的这几条,都是成熟的治国之道。

《陈六事疏》的命运,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庆好歹批了几个字,说“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议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兴奋,总还可以谈论一下实事了。都御史王廷、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都有谈感想的折子上来。不过说一通,也就罢了。

张居正可能会失望,也可能会彻底明白——明朝的变革,靠的不是观念,而是权力。一个末相,说得再多又怎样。当然万历年间也有人看出来了‘,他这奏疏,虽然没有毛遂自荐,但自我推销的心机已经表露无遗(《国朝典故》)。张居正多年后回忆,说此举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陈,诚激于时弊,不得已耳。”(《答广西熊巡抚》)

冒昧我看倒谈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为不作为,全在于有没有激情。在位者若没有激情,老百姓也就过闷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说皇恩浩荡,年年却是积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街头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英明为什么老看不见?

张居正的条陈一上,与高拱的思想不谋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个《除八弊疏》准备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气,就压下一直没交。高拱的条陈,简直就是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另一版本,自此他对张居正另眼相看,视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陈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迹太重,当朝的心学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诬张居正为“小人”的舆论也就从此发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条陈在皇帝那里几乎没反应。但隆庆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他和武宗一样,都愿披战袍、跨骏马,装一回大将军。上疏第二年五月,隆庆下诏要准备秋季大阅。到九月,十多万人马齐集京城,'奇‘书‘网‘整。理。提。供'京营、边将、爵爷、锦衣卫特务轮翻操练、比试骑射。“龙旗照耀虎豹营”,一时间也是烟尘滚滚,煞有介事。

当时和后来偶有人反对这次大阅,说是劳民伤财,花了二百万(有夸张),摆个花架子,说是张居正为了讨好皇帝才出的这馊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防军家属。但是阅兵毕竟起了点心理作用,境内就哄传要收复河套了,俺答估计也知道了风声——汉家郎毕竟不是好惹的。

隆庆初年张居正的这个上疏,不过是他后来龙吟虎啸的一声初啼。入阁后,他这还是头一次露锋芒。昏昏者只见其奇谈怪论,昭昭者却能见出他志在廓清。我们明白了他的抱负之后,也就可以索解他后来与高拱愈走愈近的原因。

大明帝国沉疴在身。这样庞大的一坨,生,生不得;死,死不掉。它等待的就是有回天之力的国手,能给他痛哉快哉地来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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