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而已!
当时唯一能够制止万历清算张居正的人,是慈圣太后(李太后)。但是,其间未见她有任何动作。她对张居正的人品、才干及忠诚,应是十分信任的。万历的前十年,是她与小皇帝“孤儿寡母”的权力危险期,她却毅然将一切国事委之于居正,不能不说是独具眼光。
但张居正死后,她却容忍了万历进行这场毫无必要的清算。原因何在?有人说是因为听信了万历的话,贪图张家的一点点钱财。
但我以为,还是“实用主义说”才能合理解释她的这种沉默。
张居正生前不会对皇帝位置构成威胁,她是坚信不移的。那么死后,世间是否还有张居正,她没有把握。因此,借张居正身后名声的败亡,儆示将来可能觊觎皇权的大臣,亦无不可。
但是,这种鼠目寸光,这种卑鄙手段,很快就见出其负面效果——简直是天报应!
一个大国之兴,须百年以上的震荡与血浸;
而一个大国之亡,只短短十几年间就可成为定数。
一位大国的执政者,他尽可以尚气任性,予取予夺,甚至视民生若无物,但是,他或他的子孙绝逃不过洪水滔天的那一刻!
居正倒台,万历松绑——小皇帝久盼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在砸烂昔日权威的狂欢之中,帝国刚刚修复的马车,又疯一般向悬崖驰去。
一切都反着来吧。
万历和张、申内阁君臣相通,“尽反其政,以媚天下”(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张居正裁汰冗员,以舒财政之困;那么我就恢复冗职,多多益善。至万历二十年,净增139个职位,不仅将隆、万之交所削减的职位全部恢复,还有所增加。
张居正改革学政,裁抑生员;那么我就增加名额,任其干政乱政,鱼肉平民。
张居正整顿驿递,缩减供应;那么我就放宽限制,让禁令名存实亡,大家一齐来沾光。
张居正提倡任人唯才,不拘一格;那么我就重新设定资历阶梯,不问能不能胜任,只管资历够不够。
张居正力推考成法,讲究行政效率;那我就废除考成法,行宽厚之政,做与不做,随你们便吧。
吏治上的松弛,固然是皆大欢喜,又有万年的太平官好做了,可是,效率下降的背面,就是腐败上升。
而腐败这碗美酒,皆是民力的血汗酿造!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虽然还在执行,但清丈已全部停止。最富庶的江南一带,富户与官府重又勾结,隐瞒土地,降低户等。有的里甲有田千亩;有的里甲仅有数十亩,赋税摊派仍是按照里甲。这又是穷者税重、富者税轻,以致贫户“家破身亡者十之八九”。
贫户不堪压迫,只得破产逃亡,土地兼并死火复燃。常有一州一县的土地,为王府所占达七成,军屯占二成,民间仅占一成!
张居正执政期间,收支平衡,且年年有盈余。万历刚一亲政,就入不敷出,亲政当年就超支54万余两。第二年超支176万余两,以致“计十余年之积,不足为二年抵补之资”(《万历起居注》)。
宫内开支再无人限制,钱不够用,就搜刮国库与州县。户部的年收入,三分之二收入内库;州县则“尽刮库藏,尚不足用”(《明神宗实录》)。
万历十九年至二十八年间,先后发动“三大征”,平定内乱,援朝抗倭,武功伟业固然辉煌,但总共耗去军费1000余万两,家底已经空了!
——“国储荡然,基无穷之祸”!
张居正攒下的家底光了,就另法搜求。万历二十四年,万历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赴各地加征工商税。富商不能承受,破产者十之六七。
矿税太监随意差遣呵斥地方官员,搜刮勒索,仅在云南一地就杖毙数千人,数度激起民变。
——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只要有人活着,钱是搜刮不完的。
万历十二年,那个把张敬修给逼死的丘橓,忍受不了官场的腐败,上疏痛斥不正之风:“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
他万分感叹,说如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况以官致富,又以富买官!”(《万历邸抄》)
官如此,百姓如何?
人祸不止,天灾又降。中原各省自万历十年后,年年有灾民流离、哀鸿遍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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