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玉是在二月的最后一天离开的。半个多月之后,在徐景阳的提醒下,端午来到了小区的中控室,要求调看28日当天的录像资料。
监控摄像设备完整地记录下了家玉离家时的画面。大约是中午11点半,下着小雪。妻子穿着那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看上去略显臃肿,拖着一只笨重的拉杆箱,在已经变白的路面上走得很慢。快速影像使画面有些滑稽,看上去,就像是民国时代的电影资料:步调僵硬,频率夸张,动作失真。
在小区门口,一个戴耳套的摩的司机走向妻子,向她比划着什么。很快,妻子的拉杆箱,被司机塞进了用铁皮焊成的简易车厢。家玉随后也坐了进去。三轮摩托车奇怪地绕着小区门口的大花坛转了一大圈,最后向东而去,驶离了摄像头的监控范围。
这个多少有点模糊的画面,永远固定了端午对妻子的记忆。仿佛十八年来夫妻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被压缩进了这个黑白画面之中。在往后的日子里,只要一想到家玉,端午的意识总是被这个灰暗的形象所占据:寂静无声,真实而又虚幻,很符合追忆所特有的暧昧氛围。
其实,在家玉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已经有了某些征兆。
孩子熟睡之后,他们在书房的小床上亲热——离婚之后,端午执意在书房支了一张小床,与妻子分床而眠。由于离婚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心理反应,他觉得妻子的身体多少有点让他感到陌生。他开玩笑似的对家玉说,感觉总有点怪怪的,就像是在睡别人的老婆。家玉则一本正经地提醒他,事实本来就是如此。端午感慨说,自己第一次有了偷欢的感觉,有点竭泽而渔的兴奋。好像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家玉就红了脸,望着他笑。半晌,她又没来由地对端午叹了口气,道:
“你还不如说‘偷生’,更符合事实。”
听她这么说,端午的心情随之变得沉重而又茫然若失。不过,他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事后,家玉问他,假如她与“那个人”举行婚礼,他会不会去参加。端午认真地想了想,回答道:“不会去。我可没那么无聊。”
他说,尽管已经离了婚,可一看到妻子与陌生人出现在那样一个乌烟瘴气的场合,感觉上还是会受不了。看得出,家玉对他的这个回答很是满意。她突然紧紧地搂着他,端午觉得自己后背的汗衫很快湿了一片。端午不知道自己是真的这么想,还是故意要说出这番话来取悦“前妻”,他有点轻薄地问家玉,能不能透露一点“那个人”的情况。家玉没有答应:
“不告诉你。你就当他是上帝好了!”
拿走了你两本书。
这是妻子给他留下的唯一的一句话。它写在一张撕下的诗歌台历上。日期是2月27日。那张纸片,压在书桌的白瓷茶杯底下。这张日历上,印有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一首小诗,是陈敬容翻译的:
黎明时我向窗外瞭望,
见棵年轻的苹果树沐着曙光。
又一个黎明我望着窗外,
苹果树已经果实累累。
可能过去了许多岁月,
睡梦里出现过什么,我再也记不起。
这首诗虽说与妻子的离开没有任何关联,却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了浓郁的离愁别绪,让端午瞬息之间五味杂陈,颤肝怵心。端午不由得把脸转向窗户。雪还在下着。雪花在阴晦的天空中缓缓飞舞,飘飘欲坠。街面上的路灯已经亮了。
除了不知道名字的两本书之外,妻子还带走了卫生间里的洗漱用品。应该还有一些随身要穿的衣物和生活必需品。满衣柜的服装,满抽屉的口红和香水,满鞋柜的靴子和高跟鞋,几乎都原封未动。就连摆在床头柜首饰盒里琳琅满目的象牙、绿松石和各式各样的耳坠,也都完好如初。这多少给端午带来了一丝宽慰,仿佛妻子仍然会像往常那样随时回来。
当天晚上,临睡前,眼神有点异样的若若,终于向父亲提出了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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