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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2页）

发掘人员站在门框一侧，抬头仰望，只见十几道形同宝剑的物体，原来是一种独特的石头。由于地宫封闭日久，宫中充满水气，门上的青石在水气的浸蚀中碳酸钙逐渐溶解，随着水滴一点点流淌下来，日积月累，终于形成宝剑状的“钟乳石”，漆黑的幽暗之夜里，确像是一排倒悬的飞刀，令人生发种种遐想。

又是一场虚惊。

门上方，横担着一块长方形青铜，两头凿有圆筒，使粗重的门轴上部巧妙地穿进筒中。经测量，青铜长3．6米，宽0．84米，厚0．3米。早在一年前，赵其昌就在查阅文献时，发现过这样一段史实：

庆陵修建时，工部郎中万燝在宫廷内外搜集碎铜，利用废铜炼制铜管扇，节省工料。万燝为人正直，由于他平时不满太监们胡作非为，太监便告发他借机发青铜财。皇帝得知后，立即召入问罪。一阵痛打之后，万燝感到十分委屈，抹泪苦辩，才免于治罪。后来铜管扇制成用于陵中，皇帝和群臣才明白他当初的苦衷。

一年多来，赵其昌常常对这个典故所说的铜管扇进行琢磨，总未得到解答。今天看到这券门上部的青铜，才茅塞顿开。如果券门上部没有这种青铜炼制的“铜管扇”，其他东西很难承受这万斤石门的摩擦力。可见那位工部大臣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石门的制作，不仅工整细致，而且十分精巧。门轴一侧厚达0．4米，铺首一侧仅为0．2米，只相当于门轴一半的厚度。门轴一侧粗厚，是因为能承受更多的重量，开门时不易损坏，铺首一面较薄，无形中减轻了石门的重量，也减轻了门轴的负荷，使通高3．3米、宽1．7米的巨大石门开关极为容易。

石门内侧，与门外铺首对称的地方，有凸起部分，用以承托石条，石门关闭后，石条上端顶住门内凸起部分，下端嵌入券门地面上一个凹槽内，以使门外无法推开石门。面对这座精致辉煌的巨门，无论是发掘者还是来此参观的游客，无不惊叹古代先民非凡的创造力和出色的艺术才能。

这道石门发掘开始到向游人开放，共打开过两次。这是因为拍摄记录影片《地下宫殿》，再度把石门关闭的。在进入地宫之初，为避免发生不测，电影拍摄者未随发掘人员一起进入。地宫大门全部打开后，才补拍这开门的壮丽场景。此时由于神秘、紧张、恐慌与激动之感已全然消失，加之缺乏烟火、道具之类的辅助效果，三十年后人们在长陵大殿的银幕上，再也看不到发掘者在打开石门一刹那间的神态和音容，也无法领略他们当时的复杂心情和听到“飞刀”之后的可笑动作了。对于若干年后的观众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测量、画图、照相……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大家来到石条前，详细勘察，只见上面有模模糊糊的墨笔楷书11个小字：“玄宫七座门自来石俱未验。”字迹的出现，不仅使发掘者知道了顶门石条原名“自来石”——聪明的工匠创造了一个多么形象而韵味无穷的名字！同时也得知这幽深的玄宫内，还有六道石门等待他们去打开。

第十一章　风雨下定陵

冲突既开，恢复元气已无可能；帝国古船千疮百孔，飘摇不定。努尔哈赤走出白山黑水，对明发难；风雨潇潇，万历的尸骨连同古老的帝国一起走进陵墓——

疯狂的报复

“立储之争”，使万历皇帝与群臣的斗争长达十余年之久。万历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群臣不让他立郑贵妃的儿子常洵为太子，他同样以各种理由为借口，也不立王恭妃的儿子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成人典礼，阻止随翰林院的官员就读。但是迫于宫廷内外强大的压力，万历最终还是向群臣屈服了。他答应让常洛出阁就读。

万历既然亲口答应皇长子常洛出阁就学，便再无口实可以推托。但是负责此事的太监，深知皇上并不乐意为皇长子办出阁礼，于是开出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账单，总计不下十万两银子。万历抓住这一把柄，传谕内阁，借口皇长子出阁礼所需费用浩大，“出讲少俟二三年，册立一并举行，庶可省费。”显然又是在刁难和要挟。事情又拖了一年，万历在群臣再度施展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初四日，皇长子出阁讲学，但以尚未册立为皇太子，侍卫、仪仗一切仪注，从简从略。尽管如此，皇长子朱常洛总算是向太子的目标又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此时他已十三岁了。

当然，万历对群臣的屈服，带着万分的不情愿和异常的愤怒，在他的心灵上从此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发痛楚。而“国本之争”所带来的恶果，也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来了。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朱常洛被勉强立为太子，储位始定，其间竟经历了十五年之久的磨难。后人评论说：“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

常洛立为太子，常洵已去洛阳封地。爱子远离膝下，宠妃泪洒衣襟，万历怀着难言的悲恸和无比的仇恨，面对他的群臣，也面对他的帝国，他要进行报复。这个报复的方式是独特的。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三十二岁时，就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付臣僚、开脱自己过错甚至罪责的办法。

自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二月掀起“国本之争”以来，万历先是以“皇子婴弱”为由，后来又以“群臣聒激”为借口，兼施高压和敷衍之计，久拖不立。后来，当万历知道再没有借口做为理由来拖延时，便绞尽脑汁，终于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一月，捏出一个“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计。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时封王，将太子之位暂时空缺下来。所谓“待嫡”，就是待正宫皇后（孝端王皇后）生育嫡嗣之后，再册封为皇太子。如果数年之后皇后还没有生育，再“无嫡立长。”显然，这是万历一番苦心孤诣之后想出的对策，借口“立嫡不立庶。”皇长子常洛是庶出，不宜册立为太子，只好虚位以待。

万历自以为聪明的“三王并封”之策，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外廷大臣原本在等候册封之旨，不料等来了“三王并封”，不但大失所望，而且感到有遭受戏弄之辱。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本攸关的大事，怎能如此对待？于是，廷臣们又掀起了较前更为激烈的反对声浪。

群臣反对“三王并封”和“待嫡”之说的奏章接二连三，总数不下百本。归纳起来，都是围绕以下三点：其一是所谓“待嫡”之说，自祖宗以来，从无此例。其二是“三王并封”缺空太子位，是“有板无本。”其三是责怪万历言而无信。如王如坚等人抓住万历在十四年（1586年）一月，十八年（1590年）一月和十九年（1591年）八月，三次所下的册立谕旨都没有兑现的事实，大肆攻击说：“陛下尚不能自坚，今日犹豫之旨，群臣将何取信耶？！”朱维京也上疏说：“悖前旨而更新令，人主大信之何谓？天下后世以皇上为何主耶？！”万历览奏之后大怒，王如坚、朱维京皆被谪戍边。上疏的其余人革职为民。

万历想出了这个“三王并封”的主意，原是要颇孚众望的王锡爵代他受过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大学士王锡爵省亲归朝，继任内阁首辅。当他得知申时行、许国和王家屏等人，为了国本之争都已先后离职的时候，思想沉重，感慨万分。他曾密疏万历皇帝，想以赤诚之心劝说皇帝早下决心，尽快举行册立典礼。一则是国本社稷的需要，二则也是想从此平息天下舆论。他的用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对万历的“三王并封”的“待嫡”之旨，却大有牴牾。当王锡爵看了皇上的手谕后，大出意料，顿时惶恐不安了。一方面，他感到嫡子尚未出生而要“待嫡”，庶子已经二十岁却又不册立，实在难以奉命；另一方面，申时行、王家屏都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为了不失去皇上信任，只有附合帝意方为上策。一向刚直敢言的王锡爵，这时显得畏首畏尾，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卷入了难以自拔的是非漩涡。

万历把责任推给了王锡爵，群臣不知就里，认为“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说，是出自王锡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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