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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文小说网>我的苦难我的大学读书笔记3000字 > 第16部分(第1页)

第16部分(第1页)

那个练田径的大学生头脑十分灵活,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找列车员要来了两只小马扎,于是,我们三个人轮流坐着休息,虽然头挨着别人的屁股,但感觉依然幸福极了。我把煮着在路上吃的鸡蛋拿出来分给他俩吃,他俩不客气地吃了。吃完我的鸡蛋,我们再他俩带的蛋糕。他俩还告诉我,他们平时在五角场的肯德基里勤工俭学,以后我有空,可去那里,他们请我吃肯德基。我满口答应。十块钱一只的肯德基辣鸡腿汉堡我早就垂涎欲滴了,但从来没舍得吃过。

二十五个小时,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但我已经头昏脑胀,整个人好像虚脱了一样,胃里只装着两只鸡蛋,半个面包,一天一夜没合眼。因为厕所被旅客霸占着,水也没敢喝,厕所也没上。那真是一趟狼狈不堪、刻骨铭心的旅行。当我下车的时候,已经彻底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只记得腿脚发软,头脑发晕,目光呆滞,神志不清。那两个西安大学生居然也没法指点我住哪个招待所,他们只告诉我,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买张西安地图,然后往地图中间走,那里一定有吃有住的地方,准没错。然后,他们就扛着自己的行李走了,我茫然地站在西安火车站的广场上,冷风瑟瑟,晕头转向。西安的天灰蒙蒙的,道路狭窄,根本没有想象中的气派和神秘。我有种上当的感觉,但又说不清谁骗了我。

在街上走了一会,我花两块钱,坐了一辆人力车,我告诉他,我想去招待所。那个车夫就吭哧吭哧地把我拉到一个地方。一问,人家招待所都关门歇业了,员工都回家过年去了,住也可以,但没热水。我懵了,没热水怎么住啊!于是,再央求车夫把我拉到另一家招待所,依然如此。我彻底沮丧了。

我在街上转了一个多小时,硬是没找到一家正在营业的招待所。我站在灰蒙蒙、凉飕飕的街头,我想了一会儿,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女友》和《当代青年》杂志了。很容易找到一家书摊,很顺利地买到了这两本杂志。然后,就用书摊的公用电话给这两家杂志分别打电话。《女友》编辑部的电话没人接,后来知道该杂志社当时正在分年货。接着我把电话打到《当代青年》,居然有人接了。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像迷路的孩子寻找帮助一样,我可怜兮兮地对接电话的那个男人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平时特别喜欢看你们杂志,我现在在西安,刚下火车,但我找不到可以住的招待所了,你们能帮帮我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很和气地问我在哪里,又让我站着别动,他马上派人来接我。放下电话,我大大松了一口气。西安灰暗的天空一下子在我眼前变得明媚起来。

半个小时后,一个小伙子坐着出租车来到书摊接我。他自我介绍叫张谋,是《当代青年》的美术编辑,他是奉王金劳主编之命来接我的。我这才知道,刚才接我电话的是该杂志主编王金劳先生。

张谋把我带到离他们杂志社不远的邮电招待所,谢天谢地,这里还营业,这里有热水。张谋把我安顿好便回去复命了。而我,坐在五十元一天的招待所房间里,依然感到不真切。我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感到无比的新鲜,很想出去溜达溜达,认识一下这个城市的基本面目,但是我太累了,我倒头就睡。十五个小时后,我才彻底回复生机勃勃的样子,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了。

西安人民的热情好客、淳朴亲切的优良品质是从王金劳老师身上体现的。当我第二天上午去《当代青年》向王老师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千里迢迢来西安就为看兵马俑和秦始皇陵墓的时候,他立即就给他的一位老同学、考古队队长张占民先生打电话,问他明天有没有时间,如有时间,陪我一起去一趟咸阳。张占民先生在电话里一口答应,与我约定第二天上午八点车站见。

我一下子喜出望外,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王老师和气地笑笑:“没事的,小赵,你那么老远来西安旅游,我们总该尽地主之谊啊!”对西安及西安人的好感由此而生。我想,冥冥中一定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神明暗暗保佑着我吧!

可是,这天夜里居然大雪纷飞。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一夜积雪已经淹没了道路,天地一片苍茫。我和张占民老师在车站见面之后,坐上了开往咸阳的客车。咸阳距离西安三十公里。但雪天路滑,客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咸阳。张占民老师是个精神矍铄、开朗睿智的人,一路上不停地给我讲西安的典故,兵马俑被发现的过程等等。我一次被他的叙述打动,不仅是对那些名胜古迹的敬仰,更是对他个人的崇敬与感激。

那天的雪真大啊!整个秦始皇陵墓一片雪白,远看像个圆圆的山坡,坡上比较平坦,如果不是张老师介绍,如果是我一个人来,我一定不会对这个圆圆的土坡感兴趣。想到当时我就站在秦始皇的墓宫之上,不禁有点害怕,又有点新奇。整个陵区只有我和张老师两个人,整个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只有我们两双足印。我坐在雪地上,让张老师帮我拍了几张照片。我带着白色绒线帽子和白绒线围巾,穿着一件自己设计制做的黑呢披风,就那样意气风发地站在秦始皇陵墓的雪地上,振臂雀跃,欢欣无比。

从秦始皇陵墓下来之后,张老师便带我去看兵马俑了。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当初看的是一号坑,还是二号坑了。在进馆的一刹那,尽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被兵马俑那庞大的气势和队列震慑住了!他们那么肃穆,那么威严,那么高贵又那么朴实,那么威风凛凛,又那么宁静安详。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是被那种声势浩大的气势所压迫着,被那无言的壮美所感染着,被那夺人心魄的眼睛和庄严的神态迷惑着……

我久久地站在坑边,望着这群肃穆的武士,不由泪湿眼眶。无论历史走得多么久远,总有一些痕迹可以让我们遥望那个时代,让我们沉湎其中,无法自拔。这就是历史的神秘力量吧!

从咸阳回到西安之后,张占民老师还送了几本他撰写的关于兵马俑的书给我,而我,除了一遍遍地说着感谢之外,竟无语凝咽。至今,西安那个叫张占民的考古学家,依然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从咸阳回来的当天晚上,王金劳老师居然提着一袋苹果送到我的招待所,他说他第二天就要和家人一起回宝鸡老家过年了,他很为自己没有时间陪我游一游西安感到抱歉。我的感动难以表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一个在上海打工的乡下姑娘,与西安人民素昧平生,但是,我却在这里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这是上天的眷顾,还是我太幸运?

在西安那几天,我一个人去了大雁塔,爬了西安的古城墙,著名的碑林自然也不能不去的。期间,我还去了《女友》编辑部,见到了我崇拜已久的《文友》主编周德东。本来,我还想找个叫易虹的编辑的。因为她当时在《女友》上主持着一个类似“老照片的故事”的栏目,我给她寄过一张我唯一的砸石头的照片,还写了照片背后的故事,但她既没刊登,也没退还我的照片,令我一直耿耿于怀。没想到,我找到《女友》编辑部的时候,易虹竟然出国了。令我十分失望。那张我珍贵的砸石头照片便从此失去,令我惋惜无比。

在《女友》编辑部,令我唯一兴奋的是,当时号称“文坛四大白马王子”之一的周德东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这个文学爱好者,不仅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还答应帮我联系回上海的火车票。虽然后来因车票太过紧张而没联系到,但周德东的热情还是令我感激不已。我和周德东的友谊便一直保持了下来。我后来应聘到《知音》做编辑,多少也受了周德东的影响。从一些他写的文章中,我知道他也仅仅读到初中毕业,老家在东北,从小是个放羊的孩子,后来,他自学成材,凭着自己优美绝伦的文笔征服了文坛,并娶了一位西安美女。他在文坛上的成功,正是我要学习的榜样。现在,周德东在北京办着一本《格言》杂志,每期都给我寄。我们像哥们一样,时常在电话中聊天,对彼此命运的转变而唏嘘不已。

那次离开西安,还有个细节十分有趣。我是准备腊月二十九回上海的,但是,天知道,那时候的回程车票已经卖到大年初四,而且票都在黄牛手里,每张卧铺票已经炒到四百多。我连续两天去火车站等退票,都无果而归。但是,我不得不再次相信我的好运,就在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我居然等到了一个妇女的退票。当那个妇女拿着去上海的卧铺票喊着要退时,她的身边瞬间围满黄牛,有人出三百,有人出四百要买她的退票。我也挤进去,大叫:“大姐,求你把票卖给我吧,我要回上海过年……”这个妇女看看身边那些五大三粗的黄牛,然后一把推开他们,把这张标价一百七十五元的卧铺票原价卖给了我。我简直要乐疯了!付钱之后,那个妇女便走了。这时,有个黄牛提醒我:“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会不会是假票啊!”我一愣,天!如果是假票,我就要哭疯了!我赶紧拿着票挤进柜台,问售票员这票的真假。谢天谢地,票是真的!

这次西安之行让我感慨良多,在每个陌生的地方,都会有惊喜或奇遇等着你,就看你是否有勇气去寻觅。

时间已经慢慢地滑到了1996年。电脑、网络、伊妹儿等新鲜而陌生的词汇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各种文化补习班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在街头巷尾挂起了牌子。而我却日复一日地惶恐不安,我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如何去接触这些洋玩意?虽然我天天写服装流程工艺单,把字练得像模像样,龙飞凤舞,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越来越感到知识的匮乏。越来越感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口枯井。这也许和自己的文化太低有关。曾经的积累已经被慢慢地消耗掉了,如果不赶紧充实自己,很快就要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

恐慌和忧虑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钻进我的心里。让我寝食不安。我是个不允许自己落后、不安于现状的人。无论如何,我要把曾经没能读过的书补回来。

我开始到处打听哪里可以报名自学考试。打听了好几所学校,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报名参加成人自学考试“新闻专业”,预计两年内拿下所有课程。我信心十足,一口气把十二门课的课本全买了,花了二百多块钱,一点都不后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书抱回住处,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国通史》《新闻概述》什么的看得我头昏脑胀,但却十分兴奋。我唯一的担心就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能跟上吗?不过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先把困难想在前头的,否则就没有信心了。无论怎样,先做了再说。如果因害怕失败而不做,就连可能的希望都没有了。

第一学期,我一口气报考了四门课。我有信心起码通过两门。但要上班,还要听课,时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之后,我便风风火火地骑车回家,拿上书就往车站赶。一路走一路啃馒头。复旦大学在杨浦区的五角场,我住在宝山区的月浦镇,间距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晚上七点半开课,如果顺利,刚好可以赶上听课。晚上九点半下课,坐车回到家,已经十一点多了。回家后还要整理笔记,都说自学是靠死记硬背,晚上洗脚时就抓紧时间背书。不知不觉,手里就捧着书睡着了。恍惚中,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病中的妈妈躺在床上昏睡,我在她的床前一边照应她,一边读书熬夜。那时候感觉读书十分幸福,一点也不觉得苦。而现在,长大后却把读书当成了一种压力。总要等到感觉知识不够用的时候,才想到要去充电。这是成长的悲哀吗?还是成长的幸福?

我并不是每天都有时间去听课的,有时候,厂里临时有事,需要加班,我只好旷课了。好在老师似乎并不在乎学生是否来听课,学生们也都来得断断续续。大家都是在职的,不可能每天都有时间来听课。只希望考试时达到60分就万事大吉了。

那几个月,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第一次考试,没想到我仅仅过了一门课,是《新闻概述》,考了63分。还有一门课考了59分,没拿到及格证。有个同学为我抱不平:“评分的老师也真是过分,一分都不帮你拉。”我很奇怪,是我自己没考好,老师凭什么帮我拉分呢?不过,心里还是十分沮丧,仅一分之差,就要从头再来了。难怪有人说走自学考试的路,简直要脱一层皮。但我依然为自己成功地过了第一门功课而欣慰,毕竟是一个良好开端。即使我每次考试只过一门课,那么一年两次考试就能过两门,十二门课我用六年就可以拿下了。

令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的编导陆兰亭老师辗转找到我,邀请我去电台做一期节目。原来,她是从《新民晚报》夏连荣老师那里知道了我的故事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做直播节目,心里十分揣揣不安。当我带上耳麦,在直播间里把自己在上海奋斗的故事娓娓道来的时候,导播间的电话响个不停,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打来电话,与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也是那一次,陆兰亭老师在听到我侃侃而谈、毫不怯场的直播状态后,决定邀请我做《海纳百川》栏目的特邀嘉宾。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上午十点,我的声音便准时出现在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节目中,与上海三四百万的打工族们倾心交谈,探讨人生。从此我的生活很加忙碌,也更加丰饶了起来。正是做这档节目,使我结识了很多与我一样飞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鸟们”,也使我在上海打工族中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尤为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普通话。

爱迪生曾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这话用在我身上,竟也那么合适。

1997年是我人生大转折的一年。我跳槽了。

跳槽的念头从一年前就有了。在服装厂的六七年里,有一年半做流水线车工,一年半做组长,三年技术员。工作中遭遇了太多的惊涛骇浪,巨大的责任感像秤砣一样沉甸甸地坠在心上,不得片刻轻松。日复一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心情让人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想换个地方呼吸新鲜空气。

更让我觉得委屈的是,技术科共有三名技术员,我是唯一的外来妹。我和其他两位上海同事付出的责任和辛劳一样多,但是,我的收入却只有她们的二分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为此而愤愤不平。我找厂长争取过,但无济于事。每到发工资那天,上海同事的信封上写着1500多元,而我的信封上写着700多元。每月如此。即使那个月我的单子比同事的做得多,月底的收入依然没有丝毫增加。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一直延续了三年多。我的心情日益灰暗。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总有因果之说的。

早在1992年左右,我就因给《萌芽》投稿而结识了该杂志编辑沈刚,他帮我修改发表了一首短诗《嫦娥》,此后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联系着。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这个地道的上海人十分看得起我,对我不停地鼓励着。他还在一封信中建议我跳槽,说我的文采不错,人也聪明,可以换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他说他有个朋友在闸北区开了家广告公司,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做文案。但我却有点犹豫。最大的担心是无法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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