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一松弛,人与禽兽也就相差无几,社会上就该信奉“狼图腾”了。我们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世俗民族,宗教的力量一般不能约束人的行为。唯一能让人在做恶方面有所收敛的,是死后的名声。但是,恶人一般又都比较唯物,谁还管它死后如何?
明朝到了晚期,一切末世的景象都出来了。不光是做官的,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追求奢糜。金银打造的溺器,在富贵人家很流行。小民则宁肯背债也要穿绫罗绸缎装阔。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成功的唯一标准是腰包里的银子重量。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脸,也就是大势所趋了。
当道德的裤腰带一松,就什么都敢干了!
过去,廷臣要是想勾结宦官,想通过宦官在皇帝那里美言几句,得要偷偷摸摸的。一旦泄露,那就跟在闹市里做扒手被当场擒获一样丢人。
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因为跟大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很为士林所不齿。死后名声一直不大好。
现在不同了,有奶便是娘啊。一批人忽然想明白了:宦官的奶又毒不死人,怕什么?
无非就是敢“人而无仪”——不要脸就是了。
从天启二年起,在与东林党的前哨战中,魏忠贤欣喜地看到:一批重要官员要来吃他的奶了。
他的策略是:来者不拒。
这也和东林党的人事策略形成鲜明对照。东林党是一伙正人君子不假,但是在干部问题上有极左倾向,即非我党人,务要斩尽杀绝。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正是东林党在朝中气势正盛的时候,一批中间人士甚至少数邪党中人,都有依附之意。如果东林党此时宽以待人,不难形成天下晏然的稳定局面。可是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又重新追论“三案”,基调之高,远超过“你为什么不忏悔”的程度;将浙党党魁方从哲指为“红丸案”中谋害泰昌帝的主谋,有“十罪”“三可杀”;指责有关涉案官员“大逆不道”“罪不可胜诛”。
“水至清无鱼”,他们偏就要求至清!
这样,大批在“三案”前后表现不佳的官员,生存空间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天启帝听取了东林党人中个别头脑清醒的人的意见,并未对“三案”有关人员实行严打,处理得非常谨慎(很难得)。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邪党人士不得不另外寻求保护伞。
他们在惊惶中忽然看到,魏忠贤那里,正高高地撑着一把大红伞。
真是天助我也!
人们提倡从善如流,但实际上从恶也是如流的。哥们儿,哪个地方好奔,就往哪里奔吧!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开始,陆续有百余名文臣武官效忠于魏忠贤,成为魏控制外廷的爪牙。据有人统计过,这批外廷诸臣中,进士出身的比例相当大,这无疑是老天给魏忠贤送来的一支劲旅。
正因有这些无耻官僚的加入,阉党才能成为一个“党”。阉党的成员在知识结构上已经不输于东林党一星半点了,所不同的无非就是少廉寡耻。
这些阉党官员,按照官职高低和各自特长,分为几个层次。
头一等阁臣级的,有两位大佬,就是顾秉谦和魏广微。
顾秉谦是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进士。原任礼部尚书,在天启元年就开始依附魏忠贤,两年后得以入阁。《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庸劣无耻”。杨涟则公开说他是“门生阁老”。谁的门生?魏大宦竖!他曾与魏广微共同编了一册《缙绅便览》,也就是官员名录,在其中东林党人的姓名旁点上墨点,“极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明史》)。共点了叶向高等70余人,交给魏二爷,让魏在天启帝面前品评官员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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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脸都不要了他们还怕啥(2)
魏广微,北直隶南乐(在今河南)人,是原侍郎魏允贞之子。魏允贞是个很正直的人,但这个儿子却不肖,“其人阴狡”。他是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的进士,任南京礼部侍郎。魏忠贤坐大后,他密以同乡同姓相结交,随后升礼部尚书并入阁。他怕魏忠贤搞不清内廷谁是自己人,就向魏进呈了一份60人名单,在姓名旁各加三圈、两圈不等,让老魏陆续启用和提拔。他当了阁臣后,交付魏忠贤的书信,封皮上都要题上“内阁家报”,时人称他为“外魏公”。
这个魏广微与魏忠贤的关系,有些曲折。一开始,他还不是死心踏地地投靠,想跟东林党人也拉上一点儿关系。由于他的父亲与东林党重要人物赵南星是至交,他在入阁后,曾经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赵就是不见,且叹息曰:“见泉(魏允贞的别号)无子!”自此,魏广微才铁了心跟随魏忠贤。但是在杨涟上疏的事件中,他又不自安,上疏为杨涟讲情,因而触犯了魏忠贤,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不得不请辞。当然最终还是被定为逆案中人,被判充军。
这两位阁老,位极人臣,却不顾脸皮“曲奉忠贤,若奴役然”,开了阁臣为宦竖充当走狗的恶例。
在他们两人之后,还有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人入阁,同样也充当了魏忠贤的走狗。
往下,是文臣中的“五虎”,专为魏忠贤出谋划策。
“五虎”之首崔呈秀,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这是阉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的进士,天启初年为御史,后又巡抚淮、扬,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最初东林党势力极盛时,他有心依附,力荐李三才入阁,并要求加入光荣的东林队伍,但遭到当然拒绝,闹得灰头土脸。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都御史高攀龙揭发其贪污受贿行为,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建议将他发配充军。天启帝也下诏同意将他革职,听候审查。
崔呈秀见大势不好,连夜奔走到魏忠贤的大宅门,叩头流涕,请求援助。他声称:高、赵二人这是挟私报复,请魏公公做主,并表示愿给魏忠贤做儿子,呼之以父。魏忠贤当时正受到廷臣空前规模的围攻,极需在外廷有人帮把手,见崔呈秀有如此诚意,大喜。第二天就出“中旨”(不经内阁票拟,直接由皇帝发出诏令),免了崔呈秀的审查。
魏忠贤从此将崔呈秀“用为心腹,日与计画”(《明史》),崔呈秀和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刑科给事中霍维华,同为阉党的高级智囊,“宫禁事皆预知”,直接参与各项机密。
到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上疏为崔呈秀翻案,天启帝也变了主意,认为崔是被东林党诬陷的,准他官复原职。不久后升工部右侍郎,监督修三大殿。魏忠贤当时借口巡视工程,每天要到外朝来一趟,每次都要屏去左右,与崔呈秀密语一番。
这个家伙还编撰了《天鉴录》和《同志录》两本东林党人黑名单,按“等级”加圈加点,提供给魏忠贤,以便逐一贬斥。魏忠贤按图索骥,清流善类由此一扫而空。
他后来居上,深受魏忠贤信任,以至于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想巴结魏老大,都要通过他。很快,在他名下,居然也聚集起大批朝士,俨然成了一大盟主。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阉党最鼎盛时,他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监察,权倾朝野,不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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