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宪治任西北实业公司协理,宪南任营业处长,宪纯任太原川圣医专副校长。弟兄四人都得到阎锡山的照顾,宪平、宪治都移居台湾。只有五子宪宫,未赶上阎锡山的保护伞,未享受荣华富贵,解放后到乌鲁木齐一工厂当了工人。
阎锡山的继母陈秀卿,出生在定襄县陈家营村,一生没有生育。其父陈养中排行第三,人称“三先生”,是一位性情温和、待人忠厚的秀才,在本村办一私塾,以教书为生。他有一个儿子,五个女儿。儿子陈镛,早夭。大女嫁给定襄县师家湾村一位姓梁的;二女嫁给定襄县芳兰村一位姓刘的;三女即陈秀卿;四女嫁给河边村阎长卿;五女嫁给五台县大建安村一位姓徐的。
在陈家内亲外戚中,和阎锡山过从较密的要数大女儿所嫁的梁氏一家了。梁生一子叫世爵,与阎锡山为姨表兄弟,16岁便和阎锡山一同到五台城阎书堂开设的钱铺当小伙计。以后阎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时,梁世爵曾任绥靖公署处长,管总务。他的大儿子梁化之,思想活跃,学业有成,山西大学毕业后,任阎锡山秘书,1936年任自强救国同志会总干事,抗战开始后任公牺总会总干事、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代主任,抗战胜利后,更成为阎锡山政治上的最宠。
三、家教 早失母爱
阎锡山作为“庆春堂”的独苗,一生下来便被全家人视为“宠儿”,但不幸的是母亲命短,过早失去了母爱。
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看,有母亲的孩子与没母亲的孩子成长心路是大相径庭的。母亲不仅是孩子身体健康成长的保护伞,而且是孩子心灵健康发展的温床。有母亲的孩子,在社会活动和家庭中均有一种安全感,遇到任何事、有任何要求,均可向母亲吐露,因而随时可以得到母亲的正确引导。没有母亲的孩子,他的依靠是有选择的,他依据童心判断亲疏,他若不相信你真心为他服务,也就根本不愿接受你的批评,受你的约束。所以对于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教育,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稍有偏差,或方法不当,都能引出不良的后果。
阎母去世后,父亲又娶来了继母陈秀卿。外祖母王氏见阎父常年经商在外,一年四季很少回家,继母陈氏又是一个刚过门的媳妇,年仅十八,一来担心继母不会抚养孩子,二来怕继母将来虐待自己的外孙,就主动与女婿阎书堂商量,把阎锡山接到自己家里,和自家孙子们一块生活。起初,阎书堂怕族人议论,没有同意,以后理智地考虑,还是答应了。
阎锡山住到外祖母家,好像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原来在家时,没了母亲,触物生情,不时感到孤独。到了曲家后,远近表兄弟们很多,都在一起玩,孤独感少了许多,没过半月,就不想回阎家了。逢年过节,阎书堂从五台城经商回来,接他回家住上三五天,他也耐不住性子,急着要回外祖母家。爷爷阎青云觉得孙子放到外婆家,心中很过意不去,于是经常提些饼子、水果去看他。继母陈秀卿,也很贤惠,按时给他缝衣做鞋,有时也带他到陈家营娘家走一走。
在曲家,阎锡山主要靠外祖母教养。外祖母很钟爱自己的外孙,冷热饥饱,样样都得费心。另外,二表兄曲清斋虽只比他大几岁,但十分懂事,特别会关心人。冬天怕冷,常常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阎锡山身上;夏天防暑,又常常带阎锡山下河凫水、上山乘凉。平常给他讲故事、说笑话,逗他欢喜,遇事时也能管教和约束他。俩人同吃同住同玩,自然情同手足。
三、家教 启蒙教育
丧失慈母后,阎锡山性格发生了许多变化。有时沉默寡言,有时桀骜不驯,有时随和,有时急暴。他不玩则已,一玩总想玩个痛痛快快。经常自作主张干一些一般孩提时代不敢干的事。如上树抓喜鹊巢中的蛋,多高的树也要上去;扔鞋子比高低,多次将鞋扔进烟囱里;元宵节比武会,为取乐观众,竟然把靴子甩飞到观者头上。
1889年春,阎锡山刚过6岁。外祖父为了避免外孙惹是生非,对之尽早管教,将阎锡山送入村中小堡私塾。启蒙教师曲近温。起初,阎锡山对老师并不很恭顺,但学习却很得法。作为最初启蒙,在私塾他先从千字文、三字经读起,后又诵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其他古文等。那时读书是死读书,并未完全理解真意,即要求背诵。阎锡山不像别的同学那样死用功,而是边理解边记忆,所以先生“先一日所教者,翌晨多能背诵”。 曲近温将阎锡山的学习情况反映到祖父阎青云耳中,阎青云为了加强培养,责阎锡山三五日归家一次,由继母陈秀卿检点学业,并亲加抚育。陈秀卿一秉公公旨意,认真对阎施教。这样,既加强了对阎锡山的管教,又随着时间的推移,使阎锡山对陈秀卿也由陌生到了解,渐渐产生了好感。
1892年春,阎锡山8岁时,正式由曲家回到阎家。改入祖父阎青云所设立的大堡义塾。此后,每二三日去外祖母家一次。塾师曲本明,秀才出身,对学生要求很严。阎锡山在此主要学习诗经、书经、礼记、春秋、左传及纲鉴易知录等,并兼习八股文。阎锡山早起晚睡,学习很努力,很刻苦,学业进步很快。曲本明非常喜欢阎,于是汇报阎青云,说:“此子记忆力强,悟性特好,虽不多言,时有奇问。亦不多与诸儿童相嬉。” 阎青云为有这样的孙子很自豪,和邻里谈及阎锡山时总是扬长护短,认为早失母爱的孩子能有如此学业就不错了。
但是,阎锡山的年少性烈毛病并没彻底改变。过度的赞扬声反而助长了他的虚荣心。11岁那年,他与一个名叫曲满堂的玩耍弄翻了脸,曲满堂骂了他一些难听话,说“不那样你妈还不早死呢。”这对阎锡山形成了很大刺激,他突然拿出一把小镖刀,冷不防将曲满堂刺伤。 这件事发生后,阎青云一面向曲家赔礼道歉,一面意识到教育孙子的任务还很繁重,于是加强了对阎锡山的管教。
以后,阎青云对阎锡山朝夕督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之明了人情事理,掌握处人处事的诀窍。这种颇具现实意义的教育,逐步改变着阎锡山的秉性,对以后阎锡山深藏不露、老谋深算性格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大堡义塾的后期,阎锡山也曾学写八股文。八股文是经义论文中的变体,起于明宪宗成化以后,一篇文章之中,呆定地分作“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后比、大结”等八股,每股和全篇都固定字数,不能不够,也不能超过。阎锡山的性情自然不愿被这种人为的铁网所羁,因而对此非常反感。直到老年以后,在他的《早年*》中尚有如下感叹:
为笼络才智而开科取士,亦为维护君位的一个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发展到八股文时代,可谓极尽控制人思路、耗尽人脑力的能事了。我就读私塾时,尚习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脑中是悬崖绝壁,有时苦思终日,写不出一个字来,不同于研究科学之有道路,有阶梯。所以我常说: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在八股盛行的年代,一般少年均不喜欢深读,阎锡山倒是喜欢读书,只是非常厌恶写八股文,他觉得写八股文既费尽脑汁,又无实际价值。他的这种认识恐怕也是此后不久辍学习商的一大诱因。
一、年少经商 五台习商
至1896年底,阎锡山经过八年私塾的苦心研读,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四书五经多能随口道出,纲鉴大事亦略知梗概。
眼看着一过年就是14岁了,是继续深读,还是直接进入社会,在实践中求发展?这是摆在阎锡山面前可以选择的两条路子。
当时山西自清朝以来,好像就有一种传统的世俗,一般人家的子弟,年至十四五岁,读完私塾课程,就要进入社会,谋取一种职业,作为入世立身之阶。贫苦的人家让子弟去学习工艺,有钱的人家大多让子弟外出习商。习商实际上就是到商店里学着做生意,学洒扫、进退、应付、算计等经商的法则。但学工艺却与习商不同,学工艺叫做学徒,习商叫做相公。学工艺比较粗苦,一进去便与读书完全隔绝,完全是一种手艺性的工作。而习商在世人看来似乎是一种较“高贵”的工作,而且与读书没有完全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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