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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部分(第1页)

私情关系解决。即以中国农民银行太原分银的名义,开具护照,并由陈陪送到西安,寄存于该行西安行库内。1938年春,省、铁两行号欲提取黄金,可是西安银行却将黄金转运到汉口分行保存。经交涉,汉口分行“黄金应归国有”为辞,将所有黄金全部按每两130余元的牌价,付给法币130余万元。阎锡山觉得又吃了亏。

二、殚精自固(7)

为了如数兑换所余800万元现洋,阎特派火车一列,陆军一营,协同省银行、铁路银号职员数人,由运城经风陵渡过黄河,经陇海路至洛阳,从中国银行兑换为法币800万元,并获得奖励法币200万元,共计1000万元,返回运城。阎锡山特别指定将这笔款交由长官部收存备用。不久,阎又令运往蒲县候命。

这时,“四银行号”手中除法币之外,还余3000余万元未发行的新钞票。陆近礼认为晋南终将不保,届时必将转移西安。而要转运黄河,诚非易事;如果日军骤至,则钞票可能落入敌手。因此,陆近礼打电话请示阎锡山,建议完全焚毁。后经过几次电报往返,决定将所有钞票裁下一角号码保存,以凭将来交代,其余都点数、包装、造册、装箱,由陆近礼主持在运城一个空场上,筑起4个大火炉(周围约10米),将3000万钞票付之一炬。

阎锡山退居临汾后为了便于收支款项,于12月间指令省银行和铁路银号联合成立随营办事处,随长官部工作。省、铁两行号当即各挑选年轻精干的职员6人,组成“省铁两行号随营办事处”,由王尊光任监理,省行绥远分行会计股长冯琳为经理,铁路银号平遥分号职员降肇清为副经理。办事处成立后,即到蒲县将保管的1000万元法币接管候命。

1938年2月,日军进攻临汾,阎锡山退往晋西。晋西多为偏僻的山区,人民自身的生活都十分艰难,根本支撑不起阎军庞大的开支。而蒋介石所拨给的军政费用,也是杯水车薪。于是,阎锡山财政日益拮据。

5月,阎锡山在吉县中市村对“省铁两行号随营办事处”监理王尊光说:“咱们带来的法币,不久要花完了,今后军政费无着,设法印票子吧”。王回答说:“为抗战,所需军政费,应该向中央要”。阎说:“现在不能要,去冬武汉会议时,我站在蒋先生一边说话,说服了大家,蒋甚满意。临别前,他很郑重地对我说,你此来关系很大,今后你在西北,我在南方,只要咱二人不倒,一定要打到抗战最后胜利。他叫孔庸之(即孔祥熙)问我要不要钱,可以带些钱回去。我当时回答,抗战还要钱吗?即拍了脯子,这时不好回头,还是咱们自己印票子吧。”王说:“中央不让各省印票子,咱们又没印刷工具和人员,该怎么办?”阎锡山想了一会儿说:“《阵中日报》社有西北印刷厂带出来的印刷机和工人,可作基础,不足的部分,可派人到西安购买些机具和纸张,即可开印。不过这事须秘密进行,只要从西安把应用东西买回来,开印后,就什么都不怕了。”

主意打定,阎锡山命《阵中日报》社李洪庆(西北印刷厂厂长)筹备印制晋钞。因机器设备和技术工人均不敷用,李洪庆与技师章绳武秘密赴西安,秘密购买石印机十余部、照相机一部、裁纸机一部、凸印机三部,招募技工20余名,并由“西安照相制版社”秘密制作了一个10元的票版,返回晋西。

10月,阎锡山在秋林镇西5里的票洛村,以“晋兴出版社”的名义,开始印刷山西省银行10元票,接着又印制铁路银号5元票。由于印刷效果不佳,票面花纹模糊不清,人们把“十元票”叫做“大花脸”,“五元票”叫做“二花脸”。

与此同时,阎锡山以中央拨给晋省军政费不敷用,而晋钞已不敷周转为名,呈请国民党政府准许发行纸币1000万元,经财政部长孔祥熙从中斡旋,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初,乃以晋省“省钞既已用罄”“顾念晋省情形特殊起见”为由,“核准”山西省银行印发纸币500万元,并要其“妥慎发行”。晋钞的印行既然已合法化,阎锡山便不顾忌蒋介石政府准许的500万元限额,大张旗鼓地进行印钞。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殚精自固(8)

1939年1月开始发行新印制的晋钞(第3次发行),除用以支付军政费之外,还派人用新钞到山下接近敌区套购小麦。最初15元可买小麦一石(每石150斤),后来,麦价越来越高。阎锡山吩咐不管价钱多少,尽量收购。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管辖区只剩下十几个县,而且半数以上属不完整县。而晋钞的发行却并未因统治区缩小而减少或停止。因此,晋钞日益贬值,不仅广大人民极为不满,而且阎手下的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致函蒋介石,指控晋钞“出境不如废纸,民众确有不愿使用情事,卒以拒用,必遭杀身之祸,用之则有饥毙之虞”,“官兵在物价无止境飞涨之下,陷于无法生活之困境,因食不饱,营养不良,逃者死者,随日而增,抗战前途,十分可虑。”

在各方的压力下,阎锡山于1940年7月底,停止印刷晋钞。然而,此时已印行7788万元, 其数额相当于国民党政府核准500万元的15倍。

由于晋钞根本没有准备金以维持纸币价格,它的价值缺乏必要的物质保证,一旦大量印行,势必导致通货膨胀和金融秩序的紊乱。

为了挽回晋钞过剩引起的危机,阎锡山被迫下令回收晋钞,通令各县把“调整金融,稳定省钞价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他除限制流通在解放区的省钞回流之外,还请求国民党政府拨款回收省钞,但蒋介石未予应允。

当时,阎锡山采取了两项回收省钞的应急措施:

(一)田赋折收:以1939、1940两年欠赋及1940年一部分田赋,每石粮银折征抗战时发行的单元省币70元、或10元、5元省币200元。抗战前发行的“新省币”(即1932年撤收旧省币时所发的新省币)及铁路银号发行的纸币(流通在晋西阎管区的),尚为人民通用者,不分大小,一律按70元折收,垦业、盐业两银号所发行的纸币按200元折收。

(二)大烟土撤收:1940年秋,甘肃土商以国民政府严令限期禁售大烟,已届期满,要焚毁其所存的大烟为名,请准甘肃省政府发照,将所存烟土15万两,运往山西日伪占领区销售。当烟土运至西安,土商认为敌占区人地生疏,恐被敌伪抢劫,遂找阎锡山的“垦业商行”住西安负责人王天培(曾在绥远买过甘肃土商的烟土),愿将这宗烟土廉价卖给山西,商定每两法币12元,分3个月付款。王天培一时拿不定主意,适逢王尊光从四川回前方,路经西安,两人协商敲定了这宗生意。烟土运回克难坡后,阎锡山灵机一动,何不用此项烟土撤收省钞?当即决定以每两烟土300元的价码撤收省钞。

此举颇为有效,以180万元法币的烟土,顺利回收省钞4500万元。加上田赋折收,阎锡山共回收省钞6000余万元(由随部办事处装箱保存,1944年向吉县转移时全部烧毁),基本上稳定了统治区内的金融秩序。所余1000余万元则流落在晋东南、晋西北,分散在解放区人民手里。

按常规而论,金融秩序的恢复即可告一段落,可是,阎锡山却另有打算。他于1940年7月,以“为中央统一印制,防止敌伪套换外汇,打击敌伪经济侵略”为名,向中央财政部提出“整理晋钞”方案,建议“最好由中央另行新券,发交本省新组银行发行,并由中央照法令派员监理之,将原发流行各钞兑回”。要求在将新旧省钞分别整理后,如若能给另拨新券5079万余元,“即可将原发新旧省钞,悉数收清”。阎锡山还派代表邱仰浚驻于重庆,专门督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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