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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第2页）

民族革命同志会组织生活7项基本任务：

一、发觉并打击政治奸细；

二、发现并争取革命同志；

三、联系并争取事务人才；

四、宣传扩大政治影响；

五、维护组织，检举组织弊端；

六、展开思想斗争，纠正不良影响；

七、联系民心争取民众使之与政治洽合。

1939年秋林会议之后，阎锡山又在“同志会”成立干部训练所，专门训练区县干部。7月，国民*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欲在山西设立分会，阎锡山便借机成立精神建设委员会（简称精建会）。因“民族革命同志会”不便公开，精建会对内实际上为“同志会”干委会，在各区县成立精建会分会，作为“同志会”的基层机构。第一届干委会设专职干委20人，兼职干委（由长官部各部门负责人兼）20人。这些专兼职干委，都由精建会聘为委员。精建会的委员长由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兼任，副委员长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兼任，办公室主任为裴琛。这样，精建会在行政系统上，与重庆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发生关系，在组织系统上则为“同志会”干委会，由阎锡山直接领导。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扶旧抑新（3）

10月29日，“民族革命同志会”在秋林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阎锡山以“同志会”各区县分会尚未健全，且不公开为辞，直接指定出席代表。这天正值山西辛亥革命28周年纪念日，当晚举行提灯*大会，以示庆祝。

会上，山西省政府作了行政报告，二战区司令部参谋处作了军事报告，精建会办公室主任裴琛作了军政民视察报告，阎锡山以会长身份，作了题为“抗战最高峰”的政治报告，提出“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主张，是抗战的独生汤，实现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是抗战的最高峰”，积极谋求“抗战复兴”。

会议期间，新旧两派在讨论“民族革命同志会”公约时，发生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点是民族革命之目的“在争取抗战之胜利，一直做到民族之复兴。”旧军政人员赞同阎锡山的主张，认为民族革命的任务与目的，是由抗战到复兴；而新派（即牺盟会）则认为民族革命，只能是抗战胜利，抗战以后的复兴，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范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新旧两派矛盾日趋尖锐，日益公开化。

新派每晚都回上葫芦村政治部开会，研究对策；旧派军政高级干部，则每晚在河滩里王靖国、邱仰浚住处开会，发起成立“同志会干部组织”（简称“同干”），以对抗牺盟会和决死队。因成立于河滩，故称“河滩组织”或“河滩会议”（1943年2月改为“同志会基本干部组织”，简称“基干”）。

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新旧两派唇枪舌战，互不相让。正如当时秋林街头出现的一幅漫画：阎锡山骑着毛驴，席尚谦手拉缰绳，口吹喇叭，吹出“*”二字，杨贞吉（特务头子）腰插板斧随在驴后，板斧上写着“特务”二字。这幅漫画，实际上为新派揭露旧派所作。

阎锡山面对新旧两派的斗争，表面上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态度，不但未追究何人所为，而且高唱“新能存在，旧必灭亡”，实际上是支持旧派的。此时，新、旧两派虽有矛盾，但未公开决裂，阎锡山欲借“民族革命”的旗号，以“同志会”的组织形式维持统一的局面。

两次古贤会议

1938年5月16日，阎锡山因与卫立煌会晤，便由中市沿黄河东岸北上，到达古贤村（属吉县）。途中他作了一首《图存》诗：

立国全凭未雨绸，强邻谋我何时休？

适应环境早为计，民信兵足与政修。

这首诗埋伏了他“抗战”求存的思绪，可以说是他当时内心的表白。他以为中日战争短期之内恐难见分晓，因此，应当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考虑未来立国时的“存在”问题。

主意打定，阎锡山便开始付诸实施，首先重整他赖以“图存”的武装——晋绥军。晋绥军相对山西新军来说也即旧军。旧军是他几十年苦心经营一手培植起来的，是他统治山西的支柱，尽管这支军队“存在着种种弱点”，战斗力不强，但是，在他看来要维持自己的存在，还得依靠这支军队。

7月1日，阎锡山在古贤村秘密召开晋绥军高级将领会议（即第一次古贤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对与会的师长以上军官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　与会者一时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阎锡山见将领们莫名其妙的神态，接着解释道：“你们的作战方法，是同敌人死拼，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地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3个月，你们就全完了。所以预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　同时，他又说：“抗战以来，我们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立足之地吗？”这番话是用激将法使旧军将领认识到革新军队，发展自己的必要。为此，他强调说：“欲抗敌的成功，必须先求军队本身的存在。欲存在，须以弱变强；欲成功，须以弱胜强。”　而要以弱变强，就是军队要政治化，加强政治领导，使官兵打成一片，成为洋灰钢筋的团力。为此，他一方面要求旧军用政治动员，合理统御等措施来发挥士兵的创造性，实行避实击虚，不失机不吃亏的作战原则，灵活地消灭敌人；另一方面决定以“说服行政”“强民政治”的方法，使军民配合，打成一片。

三、扶旧抑新（4）

会议还讨论了如何充实旧军的问题，决定将原来准备给决死队两个军的番号（第33、34军）拨给旧军，将第71师扩编为第33军，教导2师扩编为第34军，由孙楚、杨澄源分任军长。

9月25日，阎锡山又在古贤村公开召开由军政民干部参加的“抗敌行政工作检讨会议”（即第二次古贤会议）。会议进行到10月8日，共举行大会7次，通过了他亲手制定的《抗敌行政十大纲领》《抗战人员必戒二十条》和《抗战必要条件六项》。

《抗敌行政十大纲领》被阎锡山称之为“这个会议最重要的决定，”　具体内容如下：

（一）“事事取得人心”。要求行政人员“父母其心，公仆其身”。鉴于当时已失掉人心，阎锡山让县长“把做继母的假爱民”，变成“亲父母的真爱民”，以“收复民心”。

（二）“实行说服行政”。公务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应讲求说服技术，“耐心听人民的反应，知道不服所在，始能说服”。

（三）“实行强民政治”。要强民就应“组训民众，盘查行人”。同时，“要减少怨声，先要耐得住怨声，计划周到，说服人民怨环境，不怨政治，并且要做到不忍怨政治”。

（四）“整理地方武力”。由于“地方政权被不良军队摧毁县份很多，应当努力整理，健全自身”。

（五）“尽量消除摩擦”。由于认识不同，权限不清，往往会出现摩擦，因而应确定同一目标、路线和方法，方能统一认识，“再明确规定权限，摩擦就能消除。”

（六）“严格执行纪律”。“政治是生存在纪律中，无纪律则不成政治，下级必须遵守纪律，上级务必严格执行纪律”。

（七）“按期实行考核”。在抗敌行政中，应“下边常报告，上边常派人视察，实行考核，评定成绩，推动工作”。

（八）“保障人民权利”。保障人民权利也必须掌握必要的“技术”，即“能在人民面前抱歉，甚至与人民痛哭一场，更能得到人民的同情。”

（九）“争取汉奸反正”。他认为“汉奸真实者少，被迫者多，应当尽力争取。……我们万不可拿少年气盛得意苛刻的态度，侮辱罗织的方法处理汉奸，使人本非汉奸而被迫成汉奸，原是假汉奸而迫成真汉奸。”

（十）“普及革命教育”。要壮大民族革命同志会的组织，既要“普及民族革命教育建立中心思想”，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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