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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杨如圭为校长,创办“山西航空预备学校”。学员有军官教导团保送而来者;有从山西军官学校挑选而来者;有从社会上招收之中学毕业者,共计60名。校内主要讲授:航空学、无线电学、气象学、测绘学、照相学,以及飞机原理等课程。学校成立时,山西仅有英国造爱佛罗教练机两架,德国造容克运输机一架,又新从法国运回海陆两用飞机两架。学校成立后,又从英国购回毛斯教练机六架。1928年,二次北伐时,只经过一年多训练的“航空预备学校”学员即参加了战斗,担任侦察轰炸任务。次年春,学校正式称为“山西航空学校”,对学员进一步施行高级飞行训练。学校实行淘汰制,到1929年冬,第一期毕业时,原招之60名学员,仅剩32名。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学校即行停办。毕业生全部编入航空大队,随即参加了中原大战。

“第三集团军骑兵教练所”成立于1928年10月1日,主要培养骑兵高级干部。二次北伐胜利之后,阎锡山在领有晋、冀、察、绥四省的同时,收编了这些省区的一批骑兵队伍。这些队伍都是利用“北伐”的机会,招收当地土匪骑兵扩充成军,素质不良,纪律极坏。这些地方骑兵是谁来就拥护谁,只知要粮要饷,不服从调动。阎锡山将这些杂牌骑兵队伍收编,成立骑兵军后,遂听从其骑兵司令赵承绶之建议,在骑兵司令部驻地大同创办“第三集团军骑兵教练所”,以真正掌握这支骑兵队伍,培养基层干部。骑兵教练所之学员分为军官、军士两个队,分别来自赵承绶原辖之步一团和骑兵队伍中选拔的青年军官与兵士。讲授科目,军官队:学科为简要骑兵教程和骑兵典范令,术科为马术和野战教练;军士队:学科为骑兵典范令,术科与军官队同。骑兵教练所两个大队共招收学员320余名,学期不足一年。第一期学员1929年6月间毕业后,即行停办。“毕业后,军官队学员分配到各骑兵团充任准尉特务长,少、中、上尉排长及少校连长等干部;军士队学员少数分配到各骑兵连充任准尉特务长,少、中尉排长,多数任骑兵连的上、中、下士等基层干部,分配不出去的,暂在各师、团、连内充当见习或侯差员。” 阎锡山通过赵承绶,利用骑兵教练所培养的这一批基层干部,从内部控制了关系复杂的骑兵队伍,对其实行了成功的改造,使其成为晋绥军之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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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段、联冯与出兵石家庄(1)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以武力自恃,把持*,目空一切。曹锟贿选总统,国人共愤;吴佩孚高唱“武力统一”,受到各军阀势力之抵制。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受到直系严重打击之奉张,遂利用此有利形势,响应孙中山之讨曹宣言,与孙中山先生及皖段结为“反直三角同盟”,共同对付曹、吴。

1924年9月3日,皖系浙督卢永祥与直系苏督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地盘,爆发了“江浙战争”,揭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迷恋于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企图以孙传芳从福建进攻广东,并以陈炯明作内应,推倒孙中山革命政府;以齐燮元夺取浙江,消灭卢永祥;自己则秣马厉兵直接对付张作霖。这时,齐燮元、卢永祥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卢不但据有浙江,而且控制着上海(卢的部属何丰林继卢之后任淞沪护军使)。齐身为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久想夺取上海,但始终未能如愿。借此机会,苏军首先发难,向浙军发起进攻。战争爆发后,北京政府下令讨卢,孙中山下令*曹、吴,张作霖、段祺瑞通电援卢。随即张于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以援卢为由,派兵入关,向直系宣战。9月中旬,孙传芳军越过仙霞岭进入浙江,卢永祥不得不放弃浙江转赴上海。趁此直军新胜,17日,吴佩孚由洛阳赶赴北京,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由此爆发。

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共投入兵力50余万,以山海关等地为主战场,展开激战,堪称北洋军阀混战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者。奉军将领张学良、郭松龄等部奋力作战,吴佩孚也亲自赶赴滦州督战。正当前线酣战,交战双方相持不下之时,10月23日,受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影响的直军将领冯玉祥乘北京空虚,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次日,冯玉祥迫令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吴佩孚腹背受敌,陷入困境。10月底11月初,奉军大败直军,占领山海关、秦皇岛、唐山等地。冯军(冯玉祥于政变后,组织*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任第二、三军军长)亦在杨村、北仓一带打败吴军。11月2日,曹锟辞职;3日,吴佩孚率领残部两千余人南下。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吴军主力基本被歼而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之初,阎锡山表面上仍取观望态度,“于纷乱之中,持保境安民,促缩短战期。不发权利之言,不发夸大之言,不发强硬之言,不发一偏之言。并提倡公平内政,均善外交;改造须本国情,不可偏趋时潮。” 但实际上已经倾向于附段联孙倒直。据南桂馨回忆:

“在三角联盟与新直系对峙及布置之际,孙中山使张继以私人名义,函达阎锡山、赵戴文及南桂馨,大意以同盟会的旧关系,要求晋方协助,使孙中山北伐得到成功。而段方亦派温寿泉回晋联阎倒曹。阎锡山感到京保两派的骄横诡谲,自己受到压迫,实所不甘,已决定附段,于是对张继所请,乐得顺水推舟,慨允如命。但阎不出名回复张,而以赵、南两人名义各复一信。赵函大意:孙先生此次参加北伐,同志无不欢欣,自当尽力相助。南函大意:协助孙先生北伐,乃是北方同志的素愿。山西数年来保境安民,励精图治,模范省之名,中外皆知。而在广东同志,优容反晋分子,疏远起义的旧同志,未免使晋方同志有所寒心等语。两函均阎亲拟,令其秘书缮发,交由张继来使带回。”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段、联冯与出兵石家庄(2)

尽管如此,战初阎锡山仍不动声色,以表面文章,对双方均虚与应付,并不贸然采取反直行动。

9月21日,直系的苏督齐燮元来电商借子弹百万粒,被阎锡山托词婉拒。

直至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反直的北京政变时,因大局尚不明朗,阎仍仅以“礼让为国”、“化干戈为玉帛”等词为周旋,不作明确表态。

北京政变后,阎锡山本着“认清对面,才能与对面处,了解了周围,才能在中间站”的一贯行事准则,一面暂取中立的姿态,不得罪任何一方,一面暗派台寿铭、田应璜、梁航标,分别到皖、奉、直各方探听情况。台寿铭到京、津后,利用自己与段祺瑞、冯玉祥均是安徽同乡的关系,很快与段、冯取得联系,并了解到段将出山主持国政和冯发动“北京政变”的背景。阎锡山估计到直系军阀要失败,又认为段祺瑞出山对自己大为有利,才在10月下旬决计公开联冯、拥段,出兵石家庄参加倒直军事。

据南桂馨回忆,关于出兵石家庄,阎锡山与段祺瑞有约在先。南说,温寿泉受段之托回晋联系倒曹时,“段对阎的具体要求是出兵石家庄,截堵吴佩孚所部,不使通过石家庄。阎虑兵力单薄,犹豫未定。迄直奉开战前夕,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兵后,发表各路出兵番号,阎知洛阳留守部队不多,后继无力,乃允段的要求,始由温寿泉回京复段照办”。

于是当10月26日冯玉祥电请阎“速派劲旅驻扎石庄,以资堵击南来之反对军,则和议可告速成,同力合作,国事攸赖”时,阎便欣然以“敝处军队已自有日起陆续开赴石家庄,惜正太路轨窄车小,全部急切,尚未能悉数到达耳”复之。 并于11月1日正式向石家庄出兵(《阎锡山评传》载出兵时间为10月28日),截断京汉铁路交通,阻止直系援军北上。

出兵石家庄,是晋军自1917年入湘作战失利之后,首次出省作战。它标志着阎锡山几年来一直为之标榜的“保境安民”,晋军不出省一步“宗旨”的终结。

出兵石家庄,是阎锡山经过反复权衡才做出的决定,故而尤其予以重视。最先,以第3混成旅旅长孔繁蔚为总指挥,“所率部队有:第三旅黄金桂部,第四旅谢濂部,第五旅刘树藩部,第七旅龚凤山部共六、七千人(为虚声势,称团为旅)。孔繁蔚到石家庄没有多久,阎锡山怕他威信不足,又改派晋南镇守使张培梅以山西左翼军总司令前往指挥。”

关于出兵石家庄的作战原则,阎锡山在给总指挥张培梅的电文中作了如下规定,“不准我军先开仗,是此次本军之宗旨,已与各方宣布。且本督军现正与各方周旋和议,我军若攻入,则我计穷矣。” 以此为宗旨,阎锡山暗示张培梅,“只可吸取增灶故智,虚张声势使敌望而生畏,不敢北越雷池,即足以应付段方;损兵折将,虽胜不取。”

晋军到达石家庄后,分别布防于定县以南,京汉路沿线附近地区。首先于10月29日在石家庄以南袭击了北上增援的湖北直系军队,并解除了这部直军的武装。紧接着又于11月1日解除了从河南北上增援的一部分直系军队的武装。

开入石家庄前线后,一些部属对总指挥军令有所不从,号令难以统一。总指挥张培梅历来治军严厉,为整肃军纪,决定杀人立威,遂以指挥不力和谎报军情为由,动用军法,将龚凤山、刘树藩两旅长枭首示众。龚、刘皆系晋军中之不学无术之辈,平时多得阎之娇宠。部队到达石家庄时,正值隆冬。张培梅及其卫队均露营野宿,并命龚、刘两部官兵,也下车露营,同时在铁路附近布置阵地,挖掘壕沟,以备应战。龚、刘却对张之命令置之不理,不仅将团部(对外称旅)设于车上,默许士兵暗宿车中,并以天寒地冻,皮衣不全为由,拒绝构筑工事。张培梅素以严厉著称,遇此敢于违令之将,遂采“先斩后奏”之法,先下令将龚、刘斩首,以示惩戒,然后方电阎报告。龚、刘被杀后,一时谣言四起。起初阎锡山对张培梅不经请示,擅杀团长,深表不满,疑张有独立之心,曾动意出兵*。后经派亲信南桂馨前往探听虚实,知张并无异动,方才作罢。此为出兵石家庄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段、联冯与出兵石家庄(3)

张培梅杀了龚、刘之后,“令工兵营长杨澄源与阎锡山派往协助计划作战的参谋人员,率工兵在京汉铁路破坏桥梁、水塔,使铁路运输完全失效。张又亲自巡示营垒,并筑‘鹤峰堡’(张字鹤峰)以备自守,表示坚守石家庄的决心,同时宣布‘不准任何客军过境’。当时在冀南的国民三军,北上接应冯玉祥,亦因铁路不通,只好徒步行军。”

晋军驻守石家庄,切断了南北交通线,直军不知虚实,不能北上。牵制直军北上增援之战略目的业已达到。大约在是年12月底,国民军第2军胡景翼部由石家庄过境。其时,石家庄地区部队复杂,市面秩序混乱,难以维持。阎锡山遂准张培梅所请,将晋军悉数撤回娘子关内,部队归还建制。

晋军出兵石家庄,由于阎锡山准确地把握了时机,出兵之时,直军已面临瓦解,故并未发生大的战事,实际上只是作了一个姿态。然而,从另外的意义上讲,它却成为阎锡山的势力向娘子关外发展的一次预演。

在北京政变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内,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拥段联冯的,而以拥段的电文至多。

11月4日,阎与张锡元、马福祥等联名发出致段支电,称“民国成立,十有三年,祸结兵联,几无宁岁,推原始乱,固由国家纪纲之不振,实则中央主持之失宜。”“钧座硕德重望,中外共钦。诸将久殷翊戴之诚,国民更切来苏之望。务切俯念大局,慨允出山,即日命驾莅京,主持一切,国民图存,惟公是赖。”请段到京主持政务。

11月8日,致电据守河南彰德之直系李济臣,以“各省拥戴合肥者,截至今日,已有浙、赣、皖、鲁、湘、陕、甘、新、奉、吉、黑、察、热、绥等十余省区,或专电劝驾,或派员晋谒,……人心所归,政局瞬定”,劝李转向拥段,让出彰德。

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发出“咸电”,云“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推戴业经一致从同。合肥尚谦让未遑,然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摄军政责任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公推合肥为‘*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提出拥护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的主张。

11月17日,阎锡山即复电冯玉祥,表示“请芝老为*临时执政,示国人以根本解决,鄙意极表赞同。”

11月18日,阎又复电张、卢、冯、胡、孙等,说明“政纲解纽,中枢失驭,国事重要,总摄须贤。合肥段公,硕望耆勋,举国推戴,出执大政,名实兼符。循诵荩筹,至深慰佩。已肃电敦促,即日入都就任矣。”

11月19日,阎再电段祺瑞,称“万乞俯允罗请,即日命驾入都就任,艰难宏济,民望甚殷,肃电上陈,伏祈察纳。”再请段入京就职。

在各方表面一致的联合拥戴下,段祺瑞于11月22日入京,11月24日正式就任“*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执政府”。

阎锡山在拥段的同时,也增加了与孙中山先生的联系。自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抵并视察以来,阎锡山一直与中山先生疏于直接联系。对此,阎锡山在“国父二次北上之忆述”中作了如下解释:“我了解本党的理论,是在东京的一个短时期。民国之后,因山西处于北洋军阀包围之中,与广东形格势禁,我对总理的言论,则了解不多。总理民国元年莅太原,指示:‘革命虽成,而吾侪不能暇豫,以天下事往往破坏易而建设难也。晋省于民军起义之际,既立此好榜样,则今后于中国建设之事业,亦当为各省模范”。  故而委曲求全,至致力于省内建设,以等待时机。

然而孙中山先生却一直在关注着山西。1920年9月3日,“中山先生与唐绍仪、伍廷芳等闻北京有更换山西督军之说,大为不平,派张宗海(传系某要人化名)秘密到晋,转示应付之方针。”大意谓“孙等闻中央有换晋督之说,大为不平。如无此举,晋省仍进行内政,为全国保此模范区域,为北方树一革命壁垒,决不令陷入漩涡。如张(作霖)、曹(锟)必不讲公理,则晋、陕等联为一气,不久唐继尧则誓师滇省,甘、陕将联秦州叶荃,仍进凤翔,然后分道内进,等语。”

孙中山与段、张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后,即让张继以私人名义致函阎等,要求协助北伐成功。此时,阎锡山似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默许支持。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0日在广东发表“北上宣言”,主张“速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基础,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11月13日,孙中山先生启程北上。辗转于12月4日抵达天津。

在孙中山先生启程北上之后,11月27日,阎锡山即派王宪赴津欢迎先生,“并请训示,奉示在山西试行主义,病愈(其时孙先生已患病)到晋详为面谈”。同时,“策动每县各推举代表二人,一人代表政府,一人代表民间,组成山西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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