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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第1页）

格雷厄姆·格林十分关注在海地发生的暴行，他曾以海地为主题，向报纸媒体撰写义愤填膺的书信，甚至专门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然而，这个被他称为“梦魇共和国”的国度，对他而言却是最完美的所在。和体制健全的民主国家相比，那些“梦魇共和国”更受旅行者格林的青睐，尽管当他要定居时，他会选择更有益健康的去处，比如卡普里岛1，巴黎的时髦街区，以及昂蒂布镇2。1966年，为了躲避税务，格林迁至法国南部定居，《喜剧演员》即于当年出版。

在格林位于昂蒂布镇的公寓住宅里，墙上挂着几幅由海地艺术家菲利普·奥古斯特3和里戈·伯努瓦4绘制的珍贵画作。无独有偶，《喜剧演员》的叙述者布朗也拥有这些画家的作品。布朗描述了奥古斯特画作中以死亡为主题的恐怖细节，随后他补充道：“我心想，这幅画挂在哪里，我就会在哪里感觉到海地近在身旁。”格林肯定在昂蒂布镇那些安逸无忧的旅客5身上感受到过这种怀旧情绪。但他并不是第一个在艺术品和美食餐厅的包围下书写恐怖故事的小说家。在他那些创作草率的同胞中，有许多人正做着近乎同样的事情。整洁有序的蓝色海岸6正是能唤起“底层怀旧7”情绪的所在地，而此处的“底层”则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恐怖之土”（这又是格林的描述）。

格林1954年首次赴海地旅行，后来他又多次回访，直到十二年后，《喜剧演员》激怒了海地总统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爸爸医生”）8。国民作家通常都会被专制政权拒于门外，但像格林这样，其个人被施以严厉谴责，其作品被国家首脑审查评论，而原因仅仅在于他将该首脑治下的国家作为小说背景，另外还有哪一个访问作家可以做到呢？格林对此事佯装愤怒，但他对“爸爸医生”的小册子《最终暴露的格雷厄姆·格林》表现出愉悦满足之情，这一点清楚无疑。很明显，格林将这场口诛笔伐视作一枚荣誉勋章。

海地融合了格雷厄姆·格林希望从异乡之旅中收获的一切事物，特别是它可以作为格林创作小说的背景。这个国家地处热带，极度贫穷，腐朽破败，人口密集，民不聊生，还濒临内战边缘，其统治者是一个恶鬼般的可怕人物。令海地出名的还有数不清的妓院、贫民区和诡异的宗教信仰——罗马天主教和非洲原始宗教仪式的大杂烩。这里的女人，尤其是妓女，以姿色超群而闻名。富丽堂皇的酒店日趋没落，却依然有足够多的玉液琼浆，尽可以让宾客在这里醉生梦死。然而，出于十二分的恐惧，游人们早就遗弃了海地。居住在此地的外国人只有闯荡江湖的可疑商贩、常驻此地的外交大使和他们那些必不可少的无聊主妇。除此以外，再加上伏都教、专制暴政、朗姆潘趣酒和明媚的阳光，结果就是一幅舒适宜人、色彩鲜艳的恐怖风景画。

海地也因美国政府的干涉介入而蒙上污点。在格林看来，杜瓦利埃的专制政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全依赖美国政府在幕后提供援助。这一点同样让格林感到愉悦，因为在其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格林经常发表一些反美言论，以此嘲弄他接见的采访者。（1960年，一名法国记者曾向他发问：“在今天这个文明世界里，你厌恶哪一样东西？”格林答道：“美国。”）针对格林的这种轻蔑态度，美国政府施展了报复。格林去世后，一些内幕消息得到了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秘密监视格林的行动，监听他的激进言论，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

格林虽然是作为外国记者出门旅行，并对发生在越南、马来亚9和非洲的危机进行报道的，但他不是一个天然的记者，也就是说，他对新闻行业追求时效性的苦差事不感兴趣。所以，他曾多次延误报道，每天只将收集到的故事素材整理归档。他还经常反复提起自己厌恶新闻记者这件事。他写作的天然形式是经过深思熟虑、富于思想内涵的散文。他所寻求的是鲜活生动、能够阐释生活的经历体验，不是那些捷足先登的独家报道。总而言之，他在新闻采访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显著。即便如此，他还是为海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是作为突发新闻，也不是作为重大事件报道，而是对当地环境氛围的综述总结。这篇描述海地悲惨现状的文章名为《梦魇共和国》，发表在1963年9月22日的伦敦《星期日电讯报》上，此时距《喜剧演员》出版尚有三年。（在这部小说中，他特别嘲讽了这种类型的新闻报道，甚至还用一种贬损的方式引用了这篇文章的标题。）格林个人对海地的态度，和他在小说中表现出的不偏不倚恰好相反，对任何一个希望理解他这种态度的人来说，阅读这篇文章会大有裨益。

在《喜剧演员》中，有个段落描绘了伏都教巫师活生生咬下公鸡头颅的场景，从段首的寥寥数语，以及全书对贫困、毁灭、暴力和恐惧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作者之所以选择很多细节，是因为它们能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伊斯帕尼奥拉岛10上获得自由的奴隶们，某种奇异的诅咒降临在他们头上。”格林如是写道，然后他追加一句，“他们生活在希罗尼穆斯·博斯11的世界中。”读完这几句话，你首先会想到的是，格林声称自己讨厌新闻行业，这可真是出人意料，因为这些句子正是通俗小报为了达到最耸人听闻的效果而进行过度渲染的例证。

然而，《梦魇共和国》也有其精明微妙之处。开篇伊始，格林便如是写道：“恐怖统治周围往往萦绕着闹剧的气氛。”你马上就能猜到，正是闹剧——邪恶所体现出的荒谬感——吸引住了格林。他将“爸爸医生”总统描绘成一个暴君，一个迫害成性的虐待狂，一个盗用公款的贪污犯，一个信奉伏都教的巫师，一个平日里扮演着邪魔恶鬼形象的人物。“经常在坟场出没的星期六男爵12，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嘴叼雪茄烟，鼻梁上夹着一副墨镜，就像某些人相信的那样，成天待在总统宫邸，他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杜瓦利埃医生。”

格林枚举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闹剧元素——空空荡荡的酒店，耸人听闻的流言，把守路障的暴徒。“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弥撒在太子港市的大教堂里举行，可是“有一次，在被革出教门的总统现身弥撒仪式之前，手持冲锋枪的通顿·马库特分子首先赶来进行了彻底搜查，就连祭坛后面也没放过”。不仅如此，“某种不怀好意的邪恶闹剧甚至闯入了宗教争端的领域”。为了遏制伏都教，一位声名显赫的主教曾经要求收缴伏都教的护身符饰品，结果“这位主教受到了指控，罪名是妄图掠夺海地珍贵的考古学文化遗产”。

贸易萎靡，农业萧条，就连人民起义也以失败而告终。“在太子港，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囚徒。”饥饿成为常态。“海地的赤贫状况无可夸大。”而当格林自问，这个“美丽而多难的国家”是否还有一丁点的希望时，他似乎也感到困惑了，就连单单一个佐证也找不出来，除了“海地的骄傲亦无可夸大”13这一点评价以外。而面对格林为这块无望之地做出的沮丧评价，我们会禁不住思考：海地究竟为何而骄傲？

林木尽毁，贫民遍地，暴君横行，鱼肉百姓，国格蒙羞，内部分裂，濒临战火——对于居住在海地的人们来说，这里是一个恐怖的国度，对格林而言，它却是一份天赐之礼。作为一名经常访问海地的旅者，格林目睹了这个国家在历届政权统治下发生的变化，而在《梦魇共和国》一文中，格林将海地描述成了失败的典范。或许，正是这篇文章的创作使格林相信，对这个国家最好的描述应该呈现在小说里。格林在文章中表达的许多观点在《喜剧演员》里也得到了刻画和体现；而那篇文章中的气氛，那股恐怖和闹剧相融合的黑暗气氛，也弥漫于小说的始末。

格林在构思创作《喜剧演员》时，正逢他遇到了人生的危机。由于他的会计的管理不当，导致他的财务状况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他决定迁往法国生活，声称这是出于健康原因，但实际上他是为了躲避税务。由于这场财务危机，格林就像早年时那样，重新开始为金钱而创作。他切断了和英国的联系，卖掉了在伦敦的住所，并检讨审视自己的情感生活。格林以前曾爱上一名住在法国的有夫之妇。尽管她从未离婚——格林也是如此（但他的婚姻早在25年前就已名存实亡）——搬到法国南部生活却可以让她更方便地接近自己。他已年过六旬，不如以前宽裕，人又背井离乡，心神不宁。

这些情境在《喜剧演员》中均有体现。书中的一切都暗示着危机：背景是腐败的海地共和国，每个人物都被无法解决的问题所困扰着。这是一部关于危险的小说。海地没有希望，海地人民也没有希望。食品匮乏。政府鱼肉百姓，横征暴敛。一切都失去了作用。怎么办？好吧，还有性——这个倒管用；还有信仰——伏都教赐予信徒激情，而对于天主教徒，上帝从天庭向芸芸众生提供救赎；还有爱——虽然此地所剩无几；还有喜剧——这个倒还挺多。的确，喜剧在这里是备受推崇的。悲剧和闹剧只差一步——格林曾这样写道。当其他一切事物都无可挽回时——而在这部小说里，其他一切事物都是如此——至少始终还有欢笑存在。

从小说开篇，所有的人物角色便都戴着面具。在驶往海地的货轮“美狄亚”号上的旅程表明，这一小群付账的旅客都是伪君子，只是程度有重有轻。引言中有“相由心生”一句。随着小说脉络的展开，这些人物的真实面目逐一暴露。总而言之，虽然他们看上去可能过得很悲惨，或者深受麻烦困扰，但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是喜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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