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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钱学森的父亲求助于中医。一位中医给钱学森开了一个偏方,即每日吃三顿豆腐乳卤加稀饭。钱学森遵医嘱连吃了三个月,居然伤寒病也就痊愈了①!

这可能是由于“豆腐乳卤加稀饭”使饮食清淡而干净,止住腹泻,消除了高烧。

不过,这“豆腐乳卤加稀饭”并非万应灵丹。几年后,钱学森的母亲也得了伤寒,如此这般治理,却不治身亡。当然,这主要可能还是因为钱学森年轻,体质本来就不错。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时患了伤寒,请一位中医看,命是保住了,但是却留下了病根。那位中医没有办法去根,就介绍我去找铁路上的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除了病根。练气功在屋里可以进行,很适合我,所以在美国时也没有中断。”②

钱学森对中医和气功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初就始于这场伤寒症。在钱学森晚年,仍坚持每日练气功。

钱学森虽然康复了,但是这场大病耽误了时间,使一向用功的他不得不暂时休学一年,在杭州养病。

钱学森在父母陪伴下,常去风光旑旎的西子湖畔漫步。绿柳拂面,轻舟荡漾,人在湖畔,宛如画中。父亲钱均夫聘请了一位画家,教钱学森画国画。钱学森是个聪明人,很快就掌握了山水国画的技巧。钱学森对父母说:“在观察景物,运笔作画时,那景物都融会在我的心里。那时,什么事情都被忘掉了,心里干净极了。”后来,在交通大学临近毕业时,他所在的1934年级级徽以及校友通讯录的封面,都是他设计的。

除了作画,钱学森在休养中还以音乐为友。

宋朝诗人林升的《题临安邸》,传诵一时:“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他的原意是讽刺南宋小朝廷赵构逃到江南,只求苟且偏安,不思收复中原失地。不过诗中这句“西湖歌舞”倒是道出杭州深厚的音乐、舞蹈底蕴。出身杭州豪门的钱学森,也有几许音乐细胞,尤爱吹奏圆号。1932年11月16日《交大三日刊》(第218期)报道,由袁炳南同学筹备组织,本校管弦乐队已正式成立,聘请德国人为指导,每周二、四下午四时在音乐室练习,预定12月公演。11名乐队成员及准备的曲目里,钱学森演奏的是Euphony(圆号)。钱学森还学会演奏多种乐器。据交通大学档案记载,1933年的《军乐队成员名单》、《学生会管弦乐队成员名单》、《雅歌诗社成员名单》、《口琴会名单》里,都有钱学森的名字。当时,钱学森每天都要花半小时练习圆号。他因学习成绩优秀而得到一等奖学金,第一反应就是赶到上海南京路去买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会圆舞曲》唱片,足见他对音乐的痴迷。在1935年,24岁的钱学森在第四期《浙江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音乐与音乐的内容》的文章,一个理工科的大学生能够对于音乐发表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表明了他对音乐的喜爱和修养。

后来,他与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为百年之好,对于音乐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为知音。1950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遭到软禁,他常常吹竹箫,夫人蒋英弹吉他,两人在家一起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乐,以排遣心中的无限郁闷。

钱学森向来就喜欢读书,此时广阅专业之外的“杂书”。

钱学森在书店里买到了鲁迅所译的新书——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被誉为“俄国*主义之父”。鲁迅据外村史郎的日译本译出《艺术论》,1930年7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钱学森也从书店买了另一本新书,即上海江南书店在1929年出版的布哈林的《辩证法底唯物论》。布哈林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

钱学森读了这些书之后说:“既然我是学科学的,那么,对于社会和宇宙的看法,就得有一个正确的科学态度。我们科学工作者如果掌握了它,就等于掌握了研究宇宙、人类社会和研究科学的钥匙,就等于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有了正确的方向。”

钱学森在休学期间,还跟堂表弟李元庆有了许多交往。李元庆小钱学森三岁,1930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又称西湖艺专)学习钢琴、大提琴。李元庆后来成为知名的大提琴家。他和夫人李肖在1941年10月前往延安,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教师并担任《民族音乐》杂志编辑。1950年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主任。1954年任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

钱学森的堂甥女钱永龄回忆说①:

李元庆早年就读于杭州艺专,家中都说他是共产党,当年国民党要抓他,住到我家,他曾与我父辈各兄弟姐妹相处很好。尤其是与钱学森伯父交往十分频繁。他经常向学森伯父灌输进步思想,讲述民族危亡现状,一心希望早日唤起全中国各民族的伟大觉醒。那时,他经常向学森伯父偷偷传阅《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等进步书籍。

李元庆1979年12月2日去世,钱学森伯父参加了李元庆的追悼会。

钱学森经过一年的休养,在1931年暑假结束之后,又回到了上海交通大学。

请求老师扣分的故事

一个小故事。故事虽小,却折射出钱学森严格自律的可贵精神。

那是1980年,钱学森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金悫(念“确”)教授拿出一份珍藏了47年的“文物”,说起1933年的一段回忆。后来,金教授把这件“文物”捐给了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永久收藏,而金教授讲述的故事在上海交通大学也传为佳话……

1933年,22岁的钱学森在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读三年级,金悫教授讲授水力学。6月23日,进行水力学考试。按照当时交通大学的规矩,考试之后,老师在试卷上用红笔打上“√”或者“×”,然后在下一堂课发给学生,让学生校看,知道什么题答对、什么题答错。这试卷再还给老师,老师在试卷右上角的分数栏里用红笔写上分数。

钱学森一看金悫教授发下的试卷上,全部都打“√”,意味着这次稳拿100分。可是,钱学森细细一看,发现一个小小的错误: 在一道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把“Ns ”写成了“N ”。于是钱学森立即举手,说明自己的错误,主动请求老师扣分。金悫教授一看,果真如此,于是给了钱学森96分。

钱学森主动要求扣分,使金悫教授深为感动。金悫的“悫”的含义,就是“诚实谨慎”。金悫从小受到的家教就是“诚实谨慎”。正因为这样,他非常赞赏这位诚实的学生,保留了钱学森的这份试卷。即便在抗日战争中那流离颠沛的日子里,这份试卷仍存放在金悫教授的箱子里跟随他到了大西南。47年之后,听说钱学森回到母校,金悫教授拿出了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在交通大学档案馆,还保存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献。那是钱学森有一次做热工实验的实验报告。整个报告竟长达100多页,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他在实验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的细节。报告的字迹工整。当时,热工实验老师陈石英给了他满分100分。

交通大学的校规是相当严格的。学校规定,考试科目有30%以上不及格者,不准补考,令其留级;超过50%不及格者,令其退学。有的班级到二年级时尚有2/3的学生,到毕业时只剩下l/3的学生了。各科成绩平均达80分以上的学生很少。

钱学森曾回忆说:“当时交通大学的求知空气并不很浓,但却十分重视考分,学期终了,平均成绩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数字。我对此很不习惯,但也不甘落后,每门功课必考90分以上,获得了免交学费的鼓励。”

当时,大多数同学的分数在70 ~80分之间,而钱学森每年的平均成绩都超过了90分。例如,现在保存于交通大学档案馆1932年的成绩单,其中注册号(即学号)为469的、总分在班上22名学生中位居第一的便是钱学森:热力工程89分;机械实验90分;电机工程96;电机实验94分;工程材料;机械计划97分;机械计划原理90分;金工实习86分;工程经济分,最后平均成绩为分。当时的第二名是丁履德,平均成绩为分,后来他也考取公费留学生,去意大利攻读纺织机械工程学。

1934年6月,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先生发给钱学森的奖状:“兹有机械工程学院四年级学生钱学森于本学年内潜心研攻学有专长,本校长深为嘉许,特给此奖状以资鼓励。”

顺便提一句,金悫教授也是一位人格高尚的师表。1983年,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把私房一幢赠给交通大学作职工宿舍,把2万元人民币积蓄捐赠给学校作学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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