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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又如他的二胡曲《良宵》，也是很有特点的，《良宵》就是除夕之夜，他跟学生们一起吃了年饭以后，就在二胡上将这首乐曲摸索出来了，实际上是一首即兴曲。为这首乐曲他自己写了一个很简短的解说。他说现在的胡琴，虽有三把，但是实际上第二把第三把拉出来的还是第一把的旋律，只是高八度而已。他说想写一首曲子，是在这二胡三把个位上各把位的不同音域和音色，用旋律表现出来。二胡曲《良宵》的创作，就是为了探索这个目的。《良宵》虽然是一个非常短小的乐曲，但是现在流传很广，现在小提琴等很多乐器上都用。因为它又短小，曲调又很优美，但实际上作为刘天华来讲，他当时也不是随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整个很短暂的艺术生涯里，他确实始终是充满着一种创作精神、一种革新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在他整个创作生涯里。

下面，介绍一下他的第三类乐曲。这一类曲子，表现了刘天华他对社会进步和事业发展的一种追求和展望，以及他对事业未来的一种信心。大家都知道，这类作品里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光明行》。《光明行》创作于1931年，他1932年就故去了。在1931年以前已经成立了一个国乐改进社。他对民族音乐发展有很多想法，并出版了十本《音乐杂志》。但是后来由于经费的问题，杂志就出不下去了，因为杂志出不下去了，等于国乐社也中止了活动。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他创作了《光明行》。说明他当时在思想上、在艺术上的成熟。就是说他已经不是简单地就是用《病中吟》这样的乐曲，来表现自己当时的一些感情。

他在情感的另一面，还有《光明行》等乐曲。大家一听《光明行》这首乐曲，可能会想到他在事业上是最蓬勃、最发展的时期，但并不是。实际上是他在事业上正好遇到比较大的挫折的时候，他写了这首乐曲。

这首乐曲在二胡创作上也是非常大胆的。作品有两个主题，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不是非常二胡传统化的，而是具有当时西方音乐、或者说城市的一些军乐的感觉。比如第一主题中大量的顿音与符点音符进行，第二段虽然是很抒情的，可是你一听，也是明显的外来的因素比较多的，这个作品也表现了他创作上的进一步成熟。

这个乐曲应用的曲式是复三部，也是ABA。但是它可以不再现，这种做法在一般专业创作里是不允许的。如果作品不再现，就形成两个主题的反复变奏，这种曲式结构类似我们传统的缠达，就是两个主题的不断地重复和变奏。《光明行》这个乐曲在两个主题出现的时候，它有转调，但他应用的转调，是民间的转调方法，即用二胡不同的弦法来达到转调的目的。如用do、sol弦的时候，是D调；用sol、ri弦，就是G调；用la、mi弦，就是F调，等等。它就是应用的换弦方法来达到转调的目的的，给你感觉有个上下四五度的变化。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他在处理音乐发展手法方面，已经掌握了一些民间的处理方法。

比如说第二主题的重复变化，这里面有个si音，第一次主题呈示，这个si音是按照民间的转调方法即“变宫为角”手法，主题结束时尾部已经转调了，非常巧妙的转到上五度宫调。但是到第二次主题出现时候，这个si音就用的西方旋律的手法了，终止在do上。就是这个si、sol、la、si、dol还回到原来调上了，它就处理为导音，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在创作上他已经掌握了民间的这种“变宫为角”到上五度的移宫变调方法，和“以凡代宫”到上四度的移宫变调方法，

刘天华先生他一直在坚持学习民间，比如他的《苦闷之讴》、《悲歌》、《闲居吟》等乐曲里，都体现有他这种民间移宫变调的方法。

另外，在《光明行》这首曲子里，大段颤弓的应用是个创造。因为大家知道，二胡的颤弓和小提琴是不一样的，小提琴它是弓子放在弦上，掌握起来相对就比较容易。而二胡呢，弓子是夹在两弦之间擦奏的，特别是二胡里弦的颤弓是比较难的。所以大段落的颤弓演奏，在传统乐曲里基本上是没有的，只有京胡曲《夜深沉》中有一小段，因为，在表演上那个地方有一个击鼓骂曹乐曲，所以就有段颤弓，但它不是颤弓旋律，它只是有片段颤弓的演奏。在《光明行》乐曲中大段的颤弓应用，从里弦到外弦，这个技巧在当时来讲，是比较难的。五十年代初期，如果能把《光明行》演奏下来就是二胡的最高水平了。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因为二胡已经往前发展五、六十年，演奏技巧已经很高超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如果说把《光明行》拉下来了，那二胡技巧就是说已经到头了。也就是说《光明行》的创作，他把二胡的演奏艺术确实是很大地向前提高了一大步。

那么最后有点时间，我就把刘天华对民族音乐的贡献，他贡献中最重要的一两点，再给大家做一个归纳和介绍。

第一，刘天华先生把我国的二胡艺术，由民间状态提高到专业状态的一个奠基者，也是一个开创者。在当时来讲，擦弦类的乐器，演奏得好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包括一些民间音乐家。但是他由于自己的这种艺术经历，比如他到了北京，他在四个院校里教书。也就是说，现在专业的二胡教学体系里，祖师爷就是他了。因为华彦钧他后来没有这个机会，他五十年代故去，他没有这个机会到音乐院校来教授弟子。二胡过去都泛称为胡琴、南胡，二胡是现代的名称，在定弦法上，民间也是有两种。刘天华现在在专业院校传承下来的，是周少梅传承的，江南丝竹那个体系。奏D调乐曲时正好用do、sol弦。所以说，为什么奏华彦钧的曲子必须要换胡琴呢，因为他们虽然都是江南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正好是我们传统的两个胡琴体系的不同的传承人。刘天华就是把这个主音胡琴的定弦传承到我们高等学府来了。对二胡这件乐器，刘天华一直为它打抱不平，他认为二胡这件乐器它的地位很重要，比如所有的戏曲伴奏，很多的民间合奏里都缺不了它。为什么它就没有相应的地位呢。而且刘天华认为，一个乐器的高低，不是在它乐器本身，而是在他的作品和它的品味、他的作品和演奏。因此，他为二胡这件乐器创作了十首二胡曲，而且把二胡由伴奏上升到了独奏地位，由一般的继承传统而达到一个新的品味，新的时代风格。他的愿望是这样想的，他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这个贡献确实在我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是相当重要的了。

现在，对国外来说，我们现在演奏的二胡、笛子、琵琶等乐器，那在国外现在打得相当响了，也代表着我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古今的发展。实际上我们回过头去，我们看到最早的开创人，从专业的体系来讲，确实不能忘记刘天华先生他的功绩。现在我们听他创作的10首作品，也许你们会觉得比较简单，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二胡这件乐器，在专业的演奏里，几乎没有它的地位，这种情况下，他开创出这样一条道路来。即使在今天，他的十首二胡曲，你还会感觉到他的那种非常深刻的内涵和他那些很迷人的艺术手法，没有陈旧感。他的二胡作品，目前仍是高等院校里整个教材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第二个重要贡献，也是一般的人很少能做到的，就是他既有传统的底蕴，但是他又能很大胆地接受了西方，而且把它二者合而为一，闯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这个在当时来讲也是很不容易的。他对这种作法也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好像是沙子里的金，也就是说要经过淘沙、要经过淘炼。所以他不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什么都是绝对好的，他不是那种国粹的思想。那么对西方音乐呢，他认为要作为我们发展中国音乐的一个借鉴。他说只有中西结合起来，才能谈得到“进步”两个字。当然，这种结合是一种创造，不是说你学了中国的、学了西方的，你就一定能够创造出符合当时时代要求的中国作品。刘天华这一点他是做到了，可惜他的生命太短暂了。他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就创造了这么多的业绩，那是很不简单的。比如他对二胡的把位，他自己就有过言论，他说二胡三个把位很不科学，应该有十一个把位。为此，他创作了二胡曲《良宵》。另外，在国乐的发展上、乐器的改革上刘天华都有很多的理想，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实现。在他简短的一生里，在他所创作的这些作品中，已经表现了他这种中西合璧的创造，而且打出了现代民族音乐发展的一条新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很多音乐家也是在传统音乐基础上吸收了某些西方音乐的创作手法，成功地创作了不少好的作品。我们不能不说，刘天华是中国近现代传统音乐创新发展的最早起步的人。

刘天华先生他创造性地提高和发展了二胡这件乐器的独奏能力，对二胡艺术的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刘天华是五四时期一位注重自己民族尊严、热爱自己祖国文化的爱国主义音乐家。在他短暂的一生里，以毕生的经历从事民族音乐的理论整理研究，创作教学与演出等活动，在继承与发展民族民间音乐问题上，有着自己独到的、科学的见解。其观点至今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刘天华的一生注重苦干、注重实践，是一位对中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发展做出优异成绩的现实主义音乐家。

今天的讲课就完了，谢谢大家。（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艺术感觉与艺术创造（上）…曹文轩

主讲人简介：

曹文轩，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追随永恒》、《三角地》等。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等。主要学术性著作有《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等。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曹文轩文集》（9卷）。《红瓦》、《草房子》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分别翻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获省部级学术奖、文学奖30余种。其中有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等奖项。#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内容简介：

感觉是思维的起点。感觉是思维的绝对前提，无论是理性思维还是艺术思维。思维的运转，依赖于提供经验材料的感觉。没有感觉，就没有经验材料，而没有经验材料，思维的运转也就失去了推动力。没有感觉，就没有颜色、声音、温度、气味、时间和空间，甚至可以说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史。细究起来，人类的今天以及拥有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所有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来源于感觉。

感觉意识的由来已久，培养了西方人对感觉不断回味和沉思的习惯，生成了一种普遍的感觉意识，这一点，我们即使在阅读西方人的学术著作时都能体味到。我们在阅读康德的《判断力的批判》和《实用人类学》这样一些纯粹哲学著作时，常常为他那种细致的、敏感的、清晰的感觉能力而惊叹。比如，他在谈到对人类进行研究，将会遇到人的本性自身带来的困难时说：“那觉察到自己被考察或被试图研究的人，也许会出现窘迫、难堪之状，因此他不能表现出自己本来的样子；或者就会装模作样。即使他只想研究自身，那么首先由于他那通常一旦产生便不容伪装的情绪冲动，他便进入一种尴尬的处境：当内心冲动在活动时，他不观察自己，而当他观察自己时，内心冲动又平息了。”类似于这样的感觉分析，在西方人的即使十分理性的著作中也到处可见。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习惯于对感觉进行省察，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们自己本人所具有的极为敏锐的感觉能力。

关于理性思维意义上的感觉与艺术思维意义上的感觉的区别，我们是不太注意的。而我认为，这个区别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观念混乱和错误，都与未能对这两者加以区别有直接关系。

理性思维意义上的感觉属于真理范畴，具有科学性，它要求这种感觉有最大的可靠性，要求它反馈给意识的信息符合被感觉物的全部真实。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和获得真理。由于感觉的错误，在我们的真理中，有许多伪真理。错觉经常使人迷途失径，甚至将人引入歧途。在人类的历史上，错觉曾无数次地给人类带来灾难。早在十七世纪，培根就已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把人的错觉称之为“假象的劫持”。一千个诗人会有一千种感觉。理性意义上的感觉的方向是走向“一”，艺术思维意义上的感觉的方向是走向“多”。

12月24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特邀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文轩精彩讲述《艺术感觉与艺术创造》。敬请关注。

《艺术感觉与艺术创造》（上）（全文）

我今天所讲的，不仅仅是一个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更是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对文学艺术的理解。许多看法，来自于我在创作过程中的感受。作为一个写过不少小说的人，我对艺术感觉的如此在意，纯粹是因为我在写作过程中觉得它实在太重要了。

一。感觉与思维

感觉是思维的起点。感觉是思维的绝对前提，无论是理性思维还是艺术思维。思维的运转，依赖于提供经验材料的感觉。没有感觉，就没有经验材料，而没有经验材料，思维的运转也就失去了推动力。没有感觉，就没有颜色、声音、温度、气味、时间和空间，甚至可以说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史。细究起来，人类的今天以及拥有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所有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来源于感觉。因此，感觉是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人论的最基本命题。奥地利哲学家马赫把感觉推到人类思维的显赫位置：“我常常被引进感觉的分析这个领域里来，这是由于我深信全部科学的基础……须等待着感觉的分析作进一步的重要的阐明”。“感觉是第一性的存在……”。

由于感觉对思维处在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上（真理与谬误，理性与艺术，都与感觉息息相关），因此，西方对感觉的研究一向是非常下功夫的。柏拉图（“洞窟理论”）、达尔文（《情绪的表现》）、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马赫（《感觉分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感觉进行了极为深刻的研究。这种研究甚至细致入微到对某一种感觉的专门研究（葛兰德·阿伦：《颜色的感觉》、勒卜：《论手的感觉空间》等）。西方科学的强健，与西方感觉意识的深入骨髓紧密相关。

感觉意识的由来已久，培养了西方人对感觉不断回味和沉思的习惯，生成了一种普遍的感觉意识，这一点，我们即使在阅读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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