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母亲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母亲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
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 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母亲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
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她的日记中能看出来。
1945年11月25日
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亲不愿意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强,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战争期间,十来岁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学校。因为不习惯,思念母亲,一次她偷偷溜出学校,从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亲身边。母亲看见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结果手被打破流血。母亲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学校。徐然的手背上为此留下了一个疤。
母亲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
举一个小小例子: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没有记忆,从我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母亲就没有去过一次。父亲也不去,总以工作忙,身体不好为由,让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个看大门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很多母亲总要亲自到车站送行。而我家孩子离开北京时,母亲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除了包饺子时,她会和保姆一起包,我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我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21。儿女情很淡(2)
母亲童年时,她的母亲醉心于打牌串门,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捡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响,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亲虽然常在家养病,却很少到我的房间,陪我呆一会儿。我只能在吃饭的时候,与她见面。平日还不许我在她住处附近跑跳,嫌吵闹。我只好在后院里与一群鸡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来了客人,除了小胖,绝少让我和哥哥在场,既不愿意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也不愿意他们的朋友看见我们。
她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从没有给我带过点什么小纪念品。我记得唯一例外的是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顾不上管。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常见。
比如,我小时候患了肠粘连,肚子疼,疼得我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母亲认为是虫子病,一直没当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再三向她报告,她都说是虫子病,无动于衷,继续把我扔在东屋,任我疼得呻吟。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让哥哥带我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
她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不给她治。她拉肚子,她冻伤脚,她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着急,不大在意。
我12岁左右又闹过一次肚子疼,很严重,育才学校把我送到友谊医院抢救,后又在校医院住了好几天。这期间,尽管学校打电话通知了家长,母亲也没去学校看看我。可萧华的儿子萧云在《我的母亲》一书中说:当他发高烧后,一连7天不退,他的母亲王新兰寸步不离地守了他7天。相比之下,我的母亲绝没有这么强的母爱。我患重病时,不记得她陪过我哪怕一天。
当动完肠粘连的大手术后,我肚上的伤口剩下一窟窿,迟迟不愈合,出院继续在家养病。一天因为点蜡烛玩火,烧着了窗户纸,窗户冒起了浓烟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祸,又不敢说,怕挨打,躲到厨房。幸亏母亲发现冲过来,把火扑灭。之后她拿着鸡毛掸子狠狠抽我,连吼带骂,把我抽倒在地上。
对一个6岁的弱小孩子,刚动完手术,腹部伤口还未痊愈,还缠着绷带,这么毒打,痛上加痛,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忘。我哭了很久,怀念从没有打过我的姑姑。怀念老家农村,那里虽然穷,却充满亲情。
我刚上小学时,母亲为省钱,常让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为土里土气,总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还说我的妈不是亲妈……回家后也不敢说,只是再也不穿那些土布衣服。
幼时身心受过摧残,把母亲的心变冷变硬。她也不知不觉承袭了她父母的毛病,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没查出毛病。父母即认为哥哥是装病,以索取关爱。哥哥疼得无心听课,含着泪说: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痛。母亲依旧严词批判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娇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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