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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5页）

——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怀念（秦泥）

吴晗同志，向您道歉！（张义东）

修建“晗亭”背后的故事（吴平）

*和吴晗的隔世情谊（吴昆）

纪念诗词联语

哭邓拓、吴晗同志（廖沫沙）

录旧作三首，纪念吴晗同志（廖沫沙）

挽吴晗同志（史国衡）

悼念吴晗同志（吕剑）

挽吴晗同志（刘达）

挽吴晗同志（王金秋）

悼念吴晗同志（杜任之）

吴师辰伯诔词（侯大乾）

挽吴晗同志（张乐群）

挽吴晗同志（陈竹隐）

悼吴晗同志

——调寄《满江红》（吴步初）

悼吴晗同志（常任侠）

祭吴晗同志　（马少波）

吴晗颂（外画一幅）

——为纪念吴晗同志逝世十五周年作（潘絜兹）

纪念吴晗同志书赠吴浦月同志（江树峰）

丹心昭日月正气礴乾坤

—纪念吴晗师诞辰100周年（祝彤）

悼辰伯同学（钱端升）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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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苏双碧（1）

今年是吴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为纪念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丰功伟绩，由北京市历史学会吴晗研究分会委托王宏志、闻立树主编的《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一书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八十多万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比较全面地反映吴晗的一生。纪念文集的编者要我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我觉得义不容辞。吴晗一生史迹十分丰富，这里我着重就吴晗的治学道路、学术思想的演变作一些探索，作为对吴晗的缅怀和纪念。

吴晗从小喜读文史书籍，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写的《西汉经济状况》一文，曾得到当时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的赏识，时年仅20岁。后来他决心研究明史，多少带有一点偶然性。那是1931年上半年，吴晗在燕京大学图书馆读线装书时，找到一本《婺书》，其中有吴之器撰写的《胡应麟传》，传中说胡氏的卒年在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存年52岁。这个存年，如能得到证实，就能纠正顾颉刚在《四部正序》中关于胡应麟存年六十以上的说法。出于这个动机，吴晗写了长达四万多言的《胡应麟年谱》，考证了胡氏存年确是52岁。胡适认为这是一篇“功力和判断都不弱”的文章。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后，胡适为帮助他解决学习费用向清华校长提出希望能关照吴晗时，附上了《胡应麟年谱》。为此，吴晗在进入清华大学史学系时，系主任蒋廷黻就劝吴晗“专攻明史”。胡适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并要吴晗“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1931年9月12日《胡适复吴晗》）吴晗也表示要照胡适的指点“逐步做去”。（1931年9月26日《吴晗致胡适》）吴晗十分勤奋，不尚空谈，在有关明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仅摘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就达三百多万字，为后人研究明代建州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于吴晗的师承问题，他自己曾经说过，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治学之道“受了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中国青年》1950年第32期）但是仅从吴晗学生时代的近50篇著作看，除考据文章外，有些杂文、读书笔记却是说古论今、抨击时政的。这类文章自然不是胡适传授的治学之道的原意，也不是胡适的文风。说明吴晗的治学之道，并非只受胡适一家的影响。事实上胡适当时不在清华任教，直接在清华史学系讲课的是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等人。其中陈寅恪搞考据，并在考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概括。而蒋廷黻、雷海宗则主要是搞综合概括的。蒋廷黻在清华大学提倡仿效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即在清华史学系创立所谓“新史学”，目的在于区别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新”的含义其实是指“研究中国历史，最好用西洋的史学方法”，即“综合”的方法。因此，在教学上他主张“中外历史兼重”。他把学生学习西洋史课程当成是“史学方法的一个表演和一个练习”。（《历史学系概况》，《清华暑期周刊》1933年迎新专号）吴晗在清华读书，蒋廷黻是直接授课的老师，他的这些主张，对吴晗自然也会产生影响的。另外，吴晗的好友，当时已经是教授的张荫麟，对吴晗也很有影响。张荫麟文笔清新，思想活跃，写历史文章不主张过多引用原文。他的学风，也很受吴晗欣赏。　。。

序言　苏双碧（2）

由上可知，30年代，吴晗在接受胡适治学道路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陈寅恪、蒋廷黻、张荫麟等人治学方法的影响。同时，由于他博览群书，喜欢读报，也受到刚刚在史学界流传的历史唯物主义影响。这些影响使吴晗在抗日战争中逐步改变自己的历史观；并在40年代以后，以历史研究作武器，激烈抨击国民党*政府，他的历史杂文在昆明*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30年代，中国史学界就其历史观和方法论来看，不外乎有三种：一是旧史学还根深蒂固，这股势力不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都是和封建史学一脉相承的。二是所谓“新史学”，即提倡仿效西方国家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部分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史学。三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这只有少数进步史学家在进行探索，并开始出现了一些成果。吴晗的历史观，基本上属于第二类，即所谓“新史学”。但在某些方面开始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最能说明吴晗当时历史观的是1935年4月30日，吴晗为天津《益世报》的《史学》专刊写的发刊词，在这篇《发刊词》中，吴晗宣布：“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就是吴晗提出的“新史”的主要含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史学》专刊发表的文章大多是研究农民、农民战争和匠户的，研究帝王将相的文章为数很少。这多少包含一些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认识。

但是，研究对象的转移，尽管在当时属于进步的潮流，但它却不等于已经是完全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了。吴晗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由于幼年时家境困难，我自然对农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无论是我的第一篇论文《西汉经济状况》——那时候还根本不知有马列学说，还有1932年写的《明代之农民》、《明末的仕宦阶级》和1947年写的《朱元璋传》，对农民痛苦总是详言之，对农民革命则寄予无限地关切和向往。”（《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段话说明吴晗对农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深刻的同情。例如，在《明代之农民》一文中，就尖锐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文章指出，“科敛之害，甚于虎狼。”农民除向国家交纳田赋和服力役之外，“还要对地方官吏、豪绅、地主……尽种种义务，他们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剥削”。吴晗同情农民，但农民的出路何在？他并不知道。就在《明代之农民》这篇文章里，他在详尽地阐述了农民的痛苦之后，却写了这么一段话：“郧阳一带多山，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阨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正统二年岁饥，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无所禀约束。从此不再有任何压迫，也不再有任何负担，自耕自食，真是农民的理想生活。”

其实，在封建社会里，经常出现这种农民逃匿山林的现象。这些逃匿的农民，即使暂时安定下来，为时也不会长久的，外来或新产生的地主，照样会来压迫、剥削他们。那种“自耕自食”的“理想生活”，在封建社会是不会出现的。这说明吴晗虽然同情农民，却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规律，自然也不可能替农民找到一条摆脱困苦的出路。到1940年以后，吴晗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在困难当头，专攻支离破碎的考证是没有用的。当他走上抗日反蒋的道路时，也就把研究历史和现实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昆明的*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的历史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40年代，吴晗在《论晚明“流寇”》一文中，就不再认为封建社会的农民有“自耕自食”的“理想生活”了，而是明确地指出：“地主阶级利用他们所有的财力，和因此而得到的特殊政治势力，加速地加重地剥削和压迫农民，吸取最后一滴血液。农民穷极无路，除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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