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锡吾在会上向张纪恩反映了中共浦江支部处境困难,还说及张越霞正失业在家。张纪恩答应可以帮助张越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7月17日(据张越霞回忆是8月17日),张纪恩奉组织之命前往上海,张越霞也去上海。他们分两条路从浦江到了杭州,张纪恩走旱路,张越霞走水路,在杭州会合,一起去上海。
一到上海,张纪恩和张越霞先在一家小旅馆落脚。然后,张纪恩很快与中共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张纪恩见到周恩来。当时,张纪恩不过二十一岁,张越霞只有十七岁。周恩来安排他们住“机关”。周恩来说,你们两个组织成一个小家庭,比较好,容易隐蔽。周恩来征求张越霞的意见,张越霞同意了。
于是,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住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提到的上海永安里135号中共中央机关。张纪恩和张越霞本来就两意相投,这时干脆结婚,成了正式的夫妻,组成了真正的小家庭。他俩到上海四川路一家照相馆拍了结婚照。张越霞负责油印文件、内部交通以及警戒等工作。那时,从事地下工作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张纪恩每月十五枚银元,而张越霞为五枚银元。
张纪恩回忆说,这个中共中央秘密机关,陈独秀住过,周恩来也住过。
后来,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浙江路清河坊住“机关”。这个“机关”,楼下开了个杂货铺。如前文所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及“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而楼上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平时,张纪恩和张越霞就以杂货铺老板和老板娘的身份住在这座楼里。小杂货铺,卖香烟、草纸之类。另外,小杂货铺还是一家“兑换店”,即把银元兑换成铜板。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3)
小杂货店的真正的老板姓倪。张纪恩认识老板的弟弟倪忧人。倪忧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印刷工人,在上海书店工作。
张纪恩记得,这个“机关”对面,是土耳其按摩院——是指采用土耳其式按摩,并非土耳其人所开。“机关”后面是清河旅馆,抽鸦片的人常到这个旅馆里来。巡捕甚至还到这家旅馆里抓过强盗。中共中央的“机关”隐蔽在这样的地方,为的是不惹人注意。
张纪恩记得,李立三常来。那时,李立三很激动地在主张实行暴动。蔡和森那时则常咳嗽,后来发现患了肺结核。
在那样紧张的年月,面对特务的跟踪和追捕,中共中央的“机关”不断地搬迁。据张纪恩回忆,三年间,他和张越霞在上海大约住过十个不同的地方。所幸那时上海租房很方便,只要付房租,到处有房子可租。他们因为要装成有钱人,所以租的大都是一楼一底或者二楼二底的房子。这样,楼上便于作为中共中央秘密会议的场所。
1930年,张纪恩和张越霞有了一个女儿。这样,就更有“家庭”气氛了。
最后,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大约住了半年。
这房子一楼一底。张纪恩和张越霞住在楼下。楼上的厢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但是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有床铺,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这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人住,实际上无人居住。
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
他对邻居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借给从不相识的人。
张纪恩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
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用人)身份住着,给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此,公开身份为房客。
常来楼上亭子间开会的有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以及罗登贤、黄文容(黄介然)等。
在这里,由于工作关系,博古与张越霞见过面,彼此认识。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认识而已,却为后来博古与张越霞的人生命运作了无意中的“铺垫”。此是后话。
张纪恩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机要(又称文件一处)主任。
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
显然,来者不善。
周秀清赶紧下楼。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
张纪恩回忆说:“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中西巡捕,即碧眼黄发的外国巡捕带领中国巡捕(三道头)。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后来知道其中一人名王斌。”
张纪恩用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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