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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2页）

八、金箔厂就是要让职工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逐步富起来。因此，鼓励职工多劳多得。允许职工搞第二职业。只要工人在厂里完成本职工作，不搞本厂同类产品，就可以从事各种增加收入的第二职业。

九、每个产品都要面向市场，参加竞争。在经营手段上，坚持不受区域性条条框框的约束，凡是个体户或者沿海地区能办到的，凡是合资、独资企业能办到的，我们都要办到。特别是回扣问题，人家给多少，我们也要给多少。招待费不够，允许采取变通办法。为了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特殊情况下，宁愿“违规”也要干。

十、考虑到国家规定出差人员的补助费过低，各分厂可以搞业务费总承包。只要手续齐备，可以凭白条报销；现行的财务制度也可以突破，允许变通灵活处置。

十一、为了推销企业产品，除了大量招收业务员外出推销外，在全国各地各单位都可以招聘兼职和专职业务员和技术人员。可以按照事先制定的办法，发给这些人基本工资和业务费。

十二、近几年，我厂花很大精力开发了一些好产品。可是一个好产品，大家都来啃，导致互相残杀。要求县里必须采取相应制约办法。

十三、我厂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实行人员自由进出制。

十四、在调入和使用人才方面，坚决突破现行的条条框框，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凡是要进我厂的职工，不问历史，不查档案，只注重当面交谈，只强调你能干什么，你现在想干什么。所有岗位都可以竞争，能者上，庸者下。是骡子是马都允许拉出来遛遛。

十五、坚决支持改革开放的尝试者。我们改革步子迈得大，试验的产品比较多，摸索套路也不同寻常，职工中难免有不同意见，工作也难免有失误和失败。因此总有人写匿名信，甚至上访。有鉴于此，我们对所有来访者一律置之不理。反映到上面的，也要求政府对改革者实施政策保护。

到会人员看了一会儿后，何大福照本宣科，读一段讲解一段，会场上气氛异常热烈。读完稿子，他对大家说：“欢迎各位领导发表高见，帮助我们完善改革举措。”

与会者争先恐后发言，几乎全是唱赞美词的。何大福边干边吹的“吹”功取得了十二分的效果。

没想到朱书记最后沉下脸来说：“金箔厂提出做金东县改革的试验田，我们全力支持。但是打着改革旗帜而乱搞的，我们能支持吗？例如，为了改革，违规的事也做，我们要支持吗？对待改革开放，我们县委、县政府一定积极去浇水、培土、施肥，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要适当的剪剪枝”。

何大福沉不住气了，他立即激动地说：“我非常感谢县委领导对我们的关心，但我还是感到有点不对劲。这浇水、培土、施肥、剪枝八个字，一看就是园丁做的事，而我们则是花朵，这就是说，政府永远都是园丁，我们永远只是花朵，政府与我们不是一个战壕里的人。我认为，改革开放是全党全国的事，既是企业的事，也是政府的事。因此，我们希望政府领导不要当观众，不要当裁判，要当演员，当运动员，和我们一道唱卡拉OK！”

何大福这番不礼貌的话，说得朱有才脸红脖子粗，会场霎那间由热变冷。朱有才连饭也坚决不肯吃了，大家不欢而散。从那次会议以后，朱有才再也没有给何大福好脸色看过。

篮球场理论：5号下6号上（1）

何大福改任厂长以后，深知自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毕竟不是金箔行家里手。尽管他这几年不断学习、反复琢磨，对金箔生产工艺和管理套路有了基本的了解，但遇到重要和关键的问题，他还是一知半解，只能听老厂长梅长生和刘恒决断。这当然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梅长生和刘恒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总不能指望他们一辈子，后继无人不行。他身为厂长，总不能样样事冲在第一线，总得有一个得力的副厂长帮他抓好生产才对。

眼下，分管生产的是王志宏。何大福观察了几年，这王志宏实在是不中用。他除了跟着李雄关搞一些煽阴风点鬼火的事外，基本上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什么事。他不是金箔行家出身，也没读过什么书，初中毕业就去当了兵。当年，农村青年的主要出路就是当兵，所谓“一年入团，二年入党，三年当排长，当不了排长回来进工厂”，王志宏属于那种“当不了排长”的人，复员后进了金箔厂。因为是党员，厂里就拿他当了“万金油”，今天搞文艺宣传队，明天举办学习班，后天又搞这个赛那个赛的。凡是别人脱不开身的，都交他负责干。时间一长，他俨然成了厂里一名领导干部。1976年厂里抽调他到县里工业系统搞工作队，两年后工作队解散，他回到厂里。根据县里意见，提拔他当了副厂长，由县里下了任命书，一下子成了“县管干部”。

可是，王志宏虽然走运提起来了，但他干什么都干不好。分他干政工，上级分来一个李雄关，在部队是营级，压住了他；分他管技术口，他对金箔一窍不通，又不肯钻研；分他干行政，金箔厂小得可怜，一个行政科长曹庭都闲得无事，他分管什么呢？最后只好分管生产，名誉是管生产，实际上还是假大空，他不懂生产工艺，怎么管呢？混了这么多年，好歹有刘恒做厂长，有老厂长梅长生做技术顾问，王志宏“滥竽充数”，倒也混得人五人六的，平安无事。

何大福上任这些年，也想将王志宏“带”出来。当年他从化工厂调到金箔厂时，县里领导也曾问过他：你要不要带一两个人一道过去？他说：不用，有本事就地取材。到金箔厂后，他觉得王志宏是党员，才四十多岁，群众中也没人说他有什么严重的其他问题，便没有调整他。为了把他“带”出来，何大福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深入第一线，工作抓到实处。他也还努力，起早贪晚确实“好好表现了一番”。可是，毕竟“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来不及了。每天在车间，他只是帮助工人做些下手服务方面的事，甚至有些重活脏活他也主动帮助干。可是，对于如何加强管理，如何降低黄金消耗，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他很少考虑，也拿不出什么主导意见。车间需要添置什么东西，需要处理什么东西，他只负责签署“同意卖王志宏”、“同意买王志宏”几个字，其他什么都说不出来。时间一长，人们就背地里叫他“买卖王志宏”。为了提高王志宏的领导素质，何大福连续两次将王志宏送到市里举办的干部培训班进行脱产培训，可是王志宏不领情，到处说这是在排挤他。更差劲的是，他对厂里生产工作漠不关心。两次培训期间，每星期回来休息一天。他家住厂里宿舍，可他学习三个月，竟然一次厂门都不进。

篮球场理论：5号下6号上（2）

对这个“扶不起来的天子”，何大福终于决定下掉，换一个得力的干部当自己的生产助手。可是，当时何大福的权限只能调整车间主任这一级干部，厂级领导的任免，他最多有一个推荐建议权。那个年代，你推荐建议理由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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