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8月中旬,我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核心党党员的别墅里见到了裘莉亚,我们讨论了《时代》文学副刊和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主要围绕着那十条提案。裘莉亚赞同温和派的主张,我(毫无疑问)则是激进派言辞的撰写者;我们都怀疑对方是自己的政敌,更何况我们已经三个月没有见过面了。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气氛紧张,情绪低落。夜幕突然降临,凉风从泰晤士河上吹来;裘莉亚身上裹着毛毯,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
“裘莉亚,”我打破了沉默,“让我们告别吧。”“为什么,你要去哪儿?”她吃惊地问。“不,我哪儿也不去。”我回答说,“但是,我们还是诀别吧。我现在的感觉就跟《哈姆雷特》首演那天一样,有那么一刻我突然感到,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当时在剧院前厅,对我来说最恐怖的不是别的,而是担心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再彼此告别。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跟你说,老天保佑你,不过我们还可以待在一起。”
“你别犯傻了,你这是怎么了?”她追问我。“没什么。”我说,“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动荡不安,我厌恶政治。”“但你已经晚了。”裘莉亚尖锐地回答,“再说,你为什么要厌恶?我们俩也是因为政治而走到一起来的。”“也是它把我们俩分隔开的。”我回答说,“我并不害怕我们会死掉,而是害怕有一天你会逮捕我。所以我想跟你道别。”
她哭了起来。“你这个傻瓜,”她边说边抚摸我的脑袋,“连精保局都没能把我们俩分开,我们只是在观点上有一点分歧,这并不会使我们分开的。”
“你看,裘莉亚,”我说,“你看那些星星。它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它们连瓦特·泰勒的军队都见过,还有宪章主义者,并且亲眼目睹了伦敦世博会。它们还将看到我们未来的命运。它们真幸运,平心静气地冷眼俯瞰我们。裘莉亚,我们将被遗忘,没有人会记起我们,也许,我们枉活了一世。”
“你别胡思乱想了,”裘莉亚小声说,“太晚了,咱们进屋去吧。”我们回到屋里。我们做爱。这是我们的告别。从那之后,我还见过她很多次。[1]
[1]请读者允许我们在这里作一个主观的注释。我深深理解那个年代人的悲剧。尽管我们从研究者的角度不允许自己感情泛滥,但我们还是感到心痛,这些人屡经磨难,个人生活被彻底粉碎,我们为他们难受,为他们落泪。我们这些生活在半个世纪后的人是多么幸运啊,即便我们有烦恼,也会被工作的快乐所掩盖。不过,谁知道呢,也许这些人以他们的方式感受的快乐,跟我们也曾感受到的没什么两样!再次请读者原谅这些离题的话。——历史学家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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