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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部分（第1页）

的剥削，又是怎样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明王朝的灭亡，等等，都使他以古鉴今，感慨良深。

张学良由于长期离群索居，很少与外界接触，生活实在单调寂寞，所以为了排解胸中的郁闷，他尽量培养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如他除了读书外，也注意锻炼身体。他喜欢登山、散步，有时也爱打网球。后来年岁大了，跑不动了，则又喜欢起养花来。他在自己的庭院里养了很多的花，并爱养兰花，特别喜欢养君子兰。君子兰，过去一般人不大注意，但这些年养它的人越来越多了。记得前几年在报上看到过一篇题为《疯狂的君子兰》的文章，是讲某些人把它作为商品，高价出售的，这当然不可取。实际作为一种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的花卉来说，它是很有些不同凡俗的独特风格的。这种花，“在植物分类学上为石蒜科，属多年生草本花卉，原产于非洲南部的山地森林中，从发现至今只有１６０多年历史。１８７０年前后由欧洲传到日本。本世纪初叶传到我国。君子兰也叫达牡丹，它叶阔，花型团聚，姿态端方，四季常青，翠绿喜人。花、果、叶均妙不可言，‘四季观叶，一季观花，三季观果’，是它有别于其它花卉之处。君子兰生命力极强，适应性广泛，不论南北方都能养活，是具有置于寒舍不卑微，尊于殿堂不自微的君子之风花。美化环境，陶冶性情，使它特别受人们的青睐。此花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在治疗多重病和人体保健方面多有疗效。”这就难怪张学良对此花格外喜爱了。他不仅欣赏，还亲自栽培。他培育的君子兰长势好、品种多，真是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他常常独自站在自己亲手培育的散发着阵阵幽香的艳丽多姿的兰花前，默默凝视，轻声吟咏：

芳名誉四海，

落户到万家。

叶立含正气，

花妍不浮华。

常绿斗严冬，

含笑度盛夏。

花中真君子，

风姿实高雅。

这诗是他的一位友人写给他的，他颇赞赏。对于养兰花，他认为“是一种享受。譬如浇水、施肥、移动花的位置、适度的阴凉和适度的阳光……”还说：“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人也喜欢。”人们常说，诗言志，养花则可陶冶性情。张学良对诗与兰花的偏爱，不也表现了一种洁身自好的高尚情操吗？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时代不同了，台湾不是世外桃园，张学良也不是那位怡然自乐的陶渊明，他的生活虽然是宁静的，但却也非常孤寂，他精神忧郁，晚境凄凉，以致过早地脱发秃顶，眼矇耳聋，健康状况已不大如以前了。在心理上、精神上也有些变化。年岁大了，书也不大想看了，却信奉起基督教来，他熟读“新旧约”，意欲皈依基督，寻求新的精神寄托。这样做，开始也不大习惯，但时间长了，竟也成了自自然然的事，他不光是读《圣经》，也进行研究，还是美国一家研究圣事的学院的“函授生”呢。到了星期日，就下山到士林的一家小教堂去做礼拜。他偶尔也在街上走一走，但由于他的照片很少见报，走在台北街头，几乎没有人会认识他，在台湾他实际已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风烛残年的老人。

赵四小姐也变了。在年轻时，她是一个婀娜多姿、俏丽妩媚的女子，以贤淑文静、才貌出众闻名于世。但自从张学良被幽囚，而她作为被特许的陪伴家属来到他的身边后，她总是衣著朴素，几乎洗尽铅华，含辛茹苦地尽心尽力地照顾、安慰张学良，可以说是体贴入微，十分周到。张学良一度致力于明史研究，准备将来靠教书为生，赵四小姐就博采兼收有关资料，帮他写札记。她原本是不信教的，但看到张学良对宗教发生了兴趣，她就陪他进教堂，时间长了，自己也成了耶稣的忠实信徒。

宗教，它与其它的信仰似乎还有某种特别之处，这便是它的不寻常的诱惑力，一个人一旦投身其间，耳濡目染，就会变，甚至往往会象着了魔、入了迷似的，对它执著追求，笃信不已，至于它所宣扬的东西，究竟是真是假，对或不对，科学不科学，是不是合乎实际，那是很少去想它的，也决不产生任何怀疑。就说耶稣吧，这是基督教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大慈大悲的救世主，何止神乎其神，他本身就是神的化身啊！对他谁会有一点怀疑呢？实际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其事，并无定评，他是个象谜一样的神秘人物。是的，也正如有的同志谈到的《新约》最早的《启示录》中曾提到他的名字，但并无生平事迹材料，其他有关他的家世和生卒年月的说法也往往相互矛盾；至于他的惨死等情况很可能是后人虚构的，因为古罗马政府的档案和其它史书中均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载……至于那些各种各样的福音书和圣经，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也有不少确实是高深莫测，使人不知所云的。可是它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其美妙和吸引力之大，是无与伦比的。

如何看待宗教，这不是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提到了，我倒认为有两点是要注意的，这便是：信仰自由，不鼓吹，不宣扬，也不干涉，这是一个方面；了解、认识和研究宗教的特点及本质，给于它一个科学的正确的概念，对它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郭海波认为，应该这样界定宗教的本质：宗教就是感到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对异己力量所做的神圣化的、颠倒的反映。这里，产生宗教观念的主体是感到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反映对象是异己力量；反映特征是神圣化的、颠倒的。这是构成宗教这一事物的三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⑤

张学良原本是不信教的，年轻时虽然加入过基督教青年会，但那时间不长，而且那时的的基督教青年会主要是开展一些社会活动，并不是个纯粹的宗教团体；加之后来戎马生涯，四处奔波，对此早已兴味索然。晚年由于苦闷孤寂，觉得象“安贫乐道”“心正手洁”之类的教义，使他那倍受摧残的心灵可以得到某种慰藉，似乎精神上也有了一种寄托，所以他信教了。参与圣事活动一多，自然也不免受些影响，以致认为自己的心情“如保罗在腓力比书三章八节所说的：‘我为他已丢弃万世，看作粪土。’十四节又说：‘忘记背后，努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否真如报章所说，是将军的“肺腑”之言，笔者无从考证。不过，有一点似乎是不容怀疑的，这就是，岁月无情，加之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到了晚年，他的心境更加空虚、凄凉，后来甚至竟对自己的婚事也忽生异想，萌发了一种古怪的念头。原来，据说基督徒是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的，这使他颇感为难。有人看到赵四小姐这样与他患难与共，默默地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便劝他与赵四小姐结为伉俪，而对于与他长期分离的夫人于凤至只好脱离夫妻关系。但他和赵四小姐都不忍心这样做，认为这太对不住这位好心的大姐了。可是要二者得兼，又与教规相违，这该怎么办？张学良苦恼、焦躁，他多么想能找到一个妥善的解脱的办法啊！可是他左思右想，仍十分为难，以致愁得病倒了。幸而，从１９４０年就因病侨居国外的于凤至，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当她得知丈夫的心病后，虽然如雷击顶，难舍难分，但她冷静下来后，还是致信张学良，说明自己由于患病，未能尽到妻子之责，多年来照顾丈夫生活的责任全由赵四小姐担负了。这些年她代她陪伴汉卿，吃了不少苦，理当得到法律承认；再说赵四小姐温柔敦厚，爱情坚贞，做汉卿的妻子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她同意与张脱离夫妻关系，以使他们永结百年之好。

问题以意想不到的互谅互让和豁达大度的方式顺利解决了。

１９６４年７月４日，在一个天气异常晴朗的日子，６４岁的张学良与５１岁的赵四小姐，在台北杭州南路一位美籍牧师的家里，按照着严格的宗教仪式，举行了一个有身穿黑色宽大长袍的牧师来主持的简朴的婚礼。

依照宗教仪式由牧师主持婚礼，看起来好象也简单，只是这场面在当今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少看到了。然而，在解放前，以及现在的香港、台湾和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比较多的国家，还是屡见不鲜的，但是不是毫无约束，只要本人要求，都可用这种方式举行婚礼呢？那也不是，有些教堂和牧师还是颇为严格的。如结婚的人，不仅至少有一方是基督教徒，而且还必须是讲究婚姻道德的。著名的老报人顾执中在他所写的《报海杂忆》中曾谈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而在婚礼仪式问题上，就有过一番周折。顾老谈到：据宋美龄透露，当她在广州时，蒋已苦苦地追求她，后来到日本，又要求跟她结婚，但宋母提出，他必须跟原来的妻子毛氏离婚，和别的女人断绝关系，然后才结婚。蒋均一一照办了，并登了广告。但当他们于１９２７年秋天在上海一家大饭店举行结婚典礼时，原来确定的主婚牧师，却拒不出席。原来宋家世代为基督教徒，婚礼自然要采用宗教仪式，而当时景林堂牧师江长川平时与宋家也甚友善，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牧师是个很古板的人，他办事不畏权势，也不讲情面，据说是他认为蒋的离婚是片面的，没有法律依据，手续尚未办清，所以根据基督教义，他不能为他们主持婚礼。宋家母女是非常希望他能亲自主持结婚盛典的，曾专程前往拜会这位尊贵的牧师，可他“坚持如故”，不肯赏脸，最后只好请基督教青年协会的一位总干事为蒋宋主持婚礼。所以蒋宋结婚，虽为宗教仪式，却不是真正的权威牧师主持的，那位倔强的江牧师，还真是个铁面无私的人哩……⑥

张学良的婚礼，同样也是按照宗教仪式举行的，但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仪式与宴席都是友人事前安排好的。高龄的慈悲为怀的周联华牧师十分乐意为这对“红粉知己、白首缔盟”的不幸的情侣证婚。这对历尽坎坷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来说，当然是个很大的安慰，他们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张学良自被非法幽禁后，关于他的消息，一向寥若晨星，可是唯独这次婚礼，却被恩准公开加以报道了。台湾的报纸上，为此写诗作文，很是热闹了一番，什么“三十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啦，什么“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弹指俱往矣，喜看来日方长”啦，还有什么“基督见证，宗教婚礼”啦，等等。这当中，有痛惜，有关切，有哀伤，有感叹，象词情凄切、扼腕唏嘘的悲歌，也象对这对生死与共、饱经风霜的铁窗情侣的由衷的颂赞。

翻阅这些年深日久的报刊资料，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透过字里行间隐约流露的哀怨之情，还是曲折反映了一些张将军在台湾的生活情景与心态。是的，物换星移，人世沧桑，谁都不可能永远是春光明媚，一帆风顺，也常常会有风雨和泥泞。但象张学良所遭受的厄运，象台湾当局对他所进行的残酷迫害，却是闻所未闻的。试想，为国为民、“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千古功臣，却成了“不明时势，不通事理，不守纲纪”的罪人，轻描淡写地一句“严加管束”，从此就冤沉海底，成为终身囚徒，以致岁月悠悠，从一个英姿焕发的年轻将领，而成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可囚期却仍遥遥无期，目睹此情此景，谁不愤慨？谁不同情？所以看到这样的喜讯，与其说使人高兴，不如说悲多于喜，使人更为伤痛、感叹！

但就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来说，虽然不无伤感，可在他们看来，毕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甚感欣慰的。窦应泰在其有关于、张的结合与离异的传记中，把张、赵的结婚仪式称作“迟来的婚礼”，并给予热情的赞颂：

１９６４年７月４日，台北，一位美籍牧师的家里。这是一间宽敞而陈设豪华的住宅，枝型呆灯把柔和的清辉洒向肃穆的大厅。无数燃烧的红烛映红了张学良的脸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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