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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丁玲曾经说过，雷加要是不当作家，是能当部长的。可见她对雷加的器重。

雷加天性好动。他不是安安稳稳坐在书斋里的作家，他真是喜爱生活。即便在七十岁的年龄段，还是满怀热情到处去看祖国建设的新成就，所以丁玲最初找他来办《中国》时，他　曾经犹豫。

1984年7月29日下午，雷加到协和医院探视丁玲，丁玲提出一起来创办一份文学刊物。雷加说还要考虑考虑。第二天上午雷加给陈明打电话，讲了一些顾虑。8月2日上午，舒群、雷　加、曾克来丁玲家讨论准备提交作协党组的办刊报告，这时雷加仍然没有下定决心。3日上午，雷加给丁玲打来电话，终于“同意坐阵刊物一年”。

雷加后来说：“就在丁玲1984年一次住院中，她同我提出要创办刊物。她说的很认真，陈明在旁边打岔，仿佛并不那么认真。后来这个刊物真的办起来了，叫做《中国》。它办了　一年有余，发表了不少好的文章，当初它也为了一些作家没有刊物发表文章办起来的。办刊之前，就有‘官办’‘民办’之争，我也曾推辞不任副主编。我心中是有矛盾的，因我　一向不愿搞文艺行政工作和编辑业务工作。当时我也意识到刊物的印数问题，稿源问题。因要自负盈亏，办刊的方向也就不易掌握。后来编辑部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不足怪　的。不过，它把我的编辑与创作的矛盾激化了，以致以后我只能挂名而不再看稿了。丁玲在世时，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虽然刊物如何结束的，我不甚了了。”①雷加一直很敬重丁玲。1953年8月他在哈尔滨写长篇小说《春天来到了鸭绿江》，逯斐要去北戴河度假，雷加托她带了一封信给丁玲：“逯斐临走说，她可以在北戴河看见你们。她的神色是颇骄傲的，我真的有些忌妒她。我愿意在北京之外多看　见你们，因为在北京之外的任何地方，没有事务再去束缚你们，我可以得到比在北京更多的友情。……但愿我回去的时候，能看见你们，最主要的，我要把定稿胆战心惊地给你们　送去。”

1979　年5月，雷加在上海福州路的书店里买到一本丁玲的《母亲》，一本《丁玲短篇小说选》。当时丁玲还未正式复出，她的书在市面上很难见到。雷加读过之后立即给丁玲写信　，发表感慨：“一个小说家，首先应该是个散文大家，散文应该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基础。土肥越深，根叶越茂，三十年代流传下来的作品，莫不如此。”

1984年5月厦门大学举办丁玲创作研讨会，雷加不能到会，写了一封信说：“丁玲同志是当代文坛上我所敬爱的人。她的著作和她的文艺思想影响着和教育着我们这一代人。这不是　一个理论家容易做到的，也不是另外一些作家所能做到的，只有她才能做到这一点。”

雷加尊敬丁玲，也和舒群等人有着良好友谊，这是他终于加入《中国》的主要原因。

雷加是个充满热情的人，一旦答应下来就十分投入。刊物筹办阶段，他骑着自行车到处组稿谈稿，有时忙到很晚。他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在《中国》有很好的口碑，后来当丁玲　与刘、舒之间出现严重危机时，他又是重要的协调人。但是对于《中国》内部的一些问题，他也与舒群、刘绍棠深有同感，所以从1985年春天起，经常表现出一种比较超脱的消极　态度，不愿意更多介入《中国》的事情。

1985年4月3日，雷加给丁玲写信，告知“我今年下去体验生活的计划”，说：“一、四月十日乘飞机去福建，参加四月十一日水电总局召开的会，然后参观访问两个水电站，约二　十天。这是他们春节来我家时谈好了的。二、六月，我去陕西北部沿榆林三边一线采访，约一个半月。三、八月，我去东北完达山农场，约一个月。以前，我每年都在五月到七月　之间下去生活，今年亦然。工作上的安排，我同牛汉同志商定：四月十日之前，把《中国》第四期稿件定下来，五月份，我留在北京。牛汉去澳出国之前，也先把第五期大部稿件　定下来。分工问题，我同意编辑部工作应注意连续性，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编辑部，由主编领导全面工作，副主编协助主编做好看稿审稿工作。”

丁玲从西安回到北京后，雷加谈到自己对《中国》的一些意见。要点是：

1。　对于舒群摔电话的事情，我不介入，这次仍不想介入，基本上不介入。2。　我经常对舒群说，你和丁玲合作三次，应当一次比一次好。3。　对于舒群这次向党组汇报，我认为太快　，应首先在内部解决，我坚持这个态度。关于冯夏熊背后议论他的事情，经劝阻，他没有向党组汇报。4。　舒群的态度趋向缓和，但是有起伏，他提出的问题，有些是重要问题，比　如编辑费问题，重要的事情应该经过两个主编。5。　爆发点是编辑费，但问题已久，分工、制度不健全，所以出现了“这两口气我受不了”、“陈明是掌柜，我是小伙计”、“牛汉　从未给我来过电话”等意见。权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责任心的问题。6。　一、二两期刊物出得快，要有正确估计，不只是牛汉、冯夏熊两个人的功劳，还有客观条件、两个主编的威　望等因素。刘绍棠感觉受排挤，是否有正确的部分？可能舒群也有同样的感觉。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

雷加说，原来想给党组写报告，退出《中国》。现在要解决两件事，一件是冯夏熊的问题，一件是成立常务编辑部（常务编委会），三至五人，包括牛汉冯夏熊，有个连续性。

7。　与新华书店总经理探讨刊物发行（1）

丁玲不仅要抓稿子，抓宣传，就连发行也要操心过问。

1985年6月19日，她听出版社的同志说第三期印数下降，心里就着急。她联想到去广西和陕西时，发现一些地方的书店里没有《中国》卖，这说明新华书店的发行工作还不到位。6　月21日，她给新华书店总经理汪轶千写了一封信，说“总觉得有些事情还是想跟你聊聊，你如有空，望来一个电话，约一个时间”。丁玲这已是第二次给汪轶千总经理写信了。他　们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

在一次作家支部会上，老作家们闲聊天说，在新华书店买不到各自的书。一位老作家说，现在的印数都控制在新华书店的“小辫子”手中，她们说要多少，出版社就给多少。意思　是新华书店的进货员大部分是一些年轻的小姑娘，她们文化程度不高，不识货。

1985年1月5日，《经济日报》一位记者就出版发行问题来采访丁玲，她想起老作家们的意见，又结合《中国》在发行中遇到的困难，给新华书店的工作提了些意见。新华书店总经　理汪轶千从《经济日报》上看到了丁玲的谈话，感到有些内容需要向她说明，便给丁玲写了一封长达九页的书信，洋洋洒洒两千言，介绍了发行工作的情况，特别是当前发行任务　与工作条件不相适应的情况。这封信今天看来，披露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当年《中国》创刊号的征订数是七万多，另一由新华书店发行的杂志《青年一代》有五百万册，当　年是由新华书店包销而不是由市场决定印数等，对今天仍有借鉴，因此照录如下：

敬爱的丁玲同志：

您好。我是新华书店的一个工作人员，见到一月五日《经济日报》上发表的您关于建议报刊上讨论出版体制问题，我是深表赞同。出版工作，包括发行工作在内，在体制方面确实　存在不少问题。您是我国文化界的老前辈，我很希望在不影响您创作和身体健康的前提下，能到出版系统来，也能到发行系统来，听听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听听基层书店的同志　对解决“买书难”的一些看法。

五日《经济日报》上您提到关于《中国》文学双月刊的发行问题，就我所知，我想提供一些情况供您了解。杂志按规定是由邮局发行的，书店主要是发行图书，但有时创刊的杂志　已过邮局征订的时间，为了解决新创刊杂志的发行问题，书店有时也接受杂志的短期发行。《中国》文学双月刊就是这种情况。五十年代规定杂志由邮局发行，主要是考虑邮局可　接受读者按月、季、年预订，而书店主要是能零售，所以当时书店有关杂志发行的人员、资料、设备都移交给了邮局。

据我向负责发行的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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