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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牛敏说，是。第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分田到户以后，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当时就那么一点东西。你分一头牛，我分一张犁，他分一间屋，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家庭还没有劳动力。于是农民联合起来你出农具，我出劳力，共谋糊口。

我说，就有了互助组、合作社？

牛敏说，对。但是后来我们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违背了经济规律。小平同志又总结安徽的实践，搞承包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一夜之间吃得饱了。但是富不起来。

我问，为什么富不起来？

牛敏说，你想嘛，千家万户的农民闯千变万化的市场，怎么适应得了，又怎么对付得下来？每个人种点枇杷，每个人种的枇杷都自己挑着担子去卖，走不了十里地，卖不出好价钱。这种经营方式，即便脱得了贫，也绝对致不了富。

我又问，现在又有什么不同？

牛敏说，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以后，规划经营、规模经营了，情况就大不一样。第一，经营者来了以后，农民第一笔收入，也就是租金收入，在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得到了1　200斤左右的粮食。过去这1　200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你投入施肥，投工投劳，还要缴税，现在没有。经营者给你这1　200斤左右的粮食，6月30日就可以拿到，净得。第二，农民还有一笔收入就是打工，每天可以挣到一笔钱，少一点15元，多一点30元。第三，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经营者来了以后，农民种1　000斤枇杷，再也用不着自己挑着担子卖，由经营者坐飞机卖到香港去。我们在北京开枇杷新闻发布会，是老板出钱，我们出场。农民增收了，农业增效了，农业的投入也解决了，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我看是一条康庄大道。而且，从分散经营到吃大锅饭，到包产到户，再到规模经营，是螺旋式上升。所以我说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同意他的说法。这里面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他们的做法并不违反政策，也不违背现行法律法规，因为土地的权属和性质没有改变。所有权还是集体的，使用权还是农民的。使用权既然是农民的，那么，怎么用，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他们愿意集中起来交给经营者去经营，就无可指责，无可厚非。

因此第二点至关重要，就是必须农民自愿。农民为什么会愿意呢？因为只有把土地集中起来交给经营者去进行规模经营，农业才可能现代化，农民也才可能脱贫致富。农民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也都愿意而且急于富裕。所以，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同时让农民看到实惠，他们就不会反对，甚至积极踊跃乐观其成。

实际上，联合并没有错，土地集中使用也没有错。包括当年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其联合农民集中土地这两点而言，也没有错。那些做法，错就错在农民的联合并非全都出于自愿，更错在土地集中以后搞的还是传统农业，失去了集中和联合的意义。因此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土地集中后一定要搞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

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生产方式改变以后，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分散经营变成了集中经营，分散居住也要变成集中居住。这就有了第二个“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这也不完全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安居问题。因为土地集中整理以后，原来一家一户单独居住的农民还可以住到村子里来，如果原来就是相对集中住在村里的，就更不成问题。问题是，如果还照样住在村里，农民的生活很难实现现代化。尽管我们有“村村通路，村村通水，村村通电，村村通电话，村村通电视”之类的口号和做法，但实在地说，成本很高，很可能高得农民用不起电话，用不起电视，用不起自来水。比如一个自然村，几户农民孤家寡人住在深山老林，安一部电话得拉多长的线？这就很难一下把城市文明延伸到广大农村。

路在脚下（3）

何况还有城市发展的问题。城市要发展，要建设，工业要向园区集中，都要搬迁。牛敏就说，过去我们的做法是农民失地以后就地拆迁、就地搬，我们政府不管的，结果就造成二次搬迁、三次搬迁、四次搬迁。今天这个来了搬一回，明天那个来了又搬一回，刚刚搬完又要你搬，农民怎么能没有怨言？

我说是呀，人家又不是吉普赛人！

牛敏说，所以我们痛下决心，农民向城镇集中，一次性彻底解决搬迁问题和农村现代化问题。一劳永逸！

我没吭气，心想你们盘算得倒是不错，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总不成全由政府买单吧？如果让农民拿钱，光是基础设施，一个人平均也要付2　000元，你那好房子他咋住得起呢？

牛敏却告诉我毋庸过虑。牛敏说，他们的办法是拿地换钱，把节约土地的钱补给农民去盖房子。比方说，原来安置1　000户农民要500亩地，现在安置农民的蜀星花园由于修了5层楼，就只要100亩地了。这个土地节约的钱，一个人可以补7　000元。农民一家四口，四七二万八，烂房子就可以变成好房子了。

这当然也是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是不是普遍可行，我还要走走看看。

软着陆（1）

宋朝华感慨万千：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必须把富县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

2005年8月5日，新津县委接待室。

新津县委书记宋朝华和冷刚、金嘉祥一样，也是农家子弟，只不过1962年出生的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不但上了大学，而且年纪轻轻就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成都市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干部队伍中的一员。1997年，年仅35岁的宋朝华担任了大邑县委书记，2002年调到新津。当了两县两任书记，宋朝华应该很有些话可说。

照例还是要“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其实我说这话之前心里多少有点底。我深知，作为县委书记，一点官话、套话都不讲，是不可能的。但作为基层干部，只讲官话、套话，是不行的。基层工作是很实在的事情。不要说只讲官话、套话，就是只讲宏观都不行。宋朝华就有一个观点：只讲宏观，空谈误国；多讲微观，实干兴邦。果然，说起新津县的城乡一体化，宋朝华讲得很实在。

宋朝华告诉我，成都的特点，是大城市带大郊区，全市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五城区，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第二圈层近中郊区，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双流、郫县。第三圈层远郊区，都江堰、彭州、邛崃、崇州、金堂、大邑、蒲江、新津。新津地处第三圈层，综合经济实力与第一圈层有明显差距，比第二圈层略有不足，但在第三圈层还说得起话。自然资源，有山有水；经济发展，工业基础较好，民营经济发达。所以我们提的口号，是“领跑三圈，融入二圈”，这就需要加快发展，尤其要在推进城乡经济同发展、共繁荣上下工夫。再说，新津总人口近30万人，农业人口近22万，仍然是一个农业县，“三农”仍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就要结合县情，找准结合点。新津的特色经济是什么？就是民营经济。新津的民营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工业经济为主体。工业要发展就必须集中，“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不行的。但是这很困难。全县12个镇乡的大部分企业都愿意在本土发展，要把它们全部搬迁到园区，相当于一场革命。

我问，那你们怎么办？

宋朝华说，靠政策引导。我们有两个政策。第一个叫“三分政策”，就是把落户乡镇和异地落户项目的引荐乡镇，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考核指标、招商引资任务数和项目税收三个方面，都按三七分成，调动了乡镇和部门招商引资的积极性。第二个叫“三不政策”，就是对不按规划要求选址的项目，规划不审批，计委不立项，建委不报建，促进和保证了新引进工业项目全部落户园区。

我笑了。呵呵，软硬兼施。不过工业要向园区集中，必然涉及搬迁问题。一般说来，工业园区多半在城关。城关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远郊贫困地区是比较好的。这些年，城关附近的农民依托城市，往往先富了起来。不少人盖了新房子，有的还盖得很好，哪里肯搬？搬迁原本就是大难题，城关农民的搬迁只怕更是难上加难。倘若农民不肯搬，又如之何呢？难道也搞“三分政策”和“三不政策”不成？

宋朝华也笑了。他说当然不行。工业向园区集中，采取一些引导性、限制性的措施是应该的，但农民向城镇集中必须自觉自愿，强制的做法不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我说是啊，那就等于搞“集中营”了。

宋朝华对我“集中营”的说法不置可否。他强调的是：“强扭的瓜不甜”，不甜就不和谐。因此不能“硬搬迁”，只能“软着陆”。

我问，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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