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办公室似乎不是在8楼就是在18楼或者28楼这样的“吉祥楼层”,赵原的办公室就是在18楼。钟一鸣气喘吁吁地来到门口,先停下来喘息了一会儿,这才有些忐忑地举手敲门。
“进来!”赵原的声音低沉而干练,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力量。
钟一鸣推门进去,只见端坐在宽大气派办公桌后面的赵原,正忙着查看一份报表,连头都没抬一下,只是指指沙发。钟一鸣便自顾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在心里猜测他叫自己来到底要干什么,一边偷眼去看赵原忙活。只见赵原忙而不乱地处理着手里的报表,期间接了三四个电话,又打电话下去给手下吩咐任务。钟一鸣看着他那张洁净刚毅、线条分明的脸,心里暗暗地想:这赵原倒真算得上是一个阳刚气十足的帅哥,怪不得台里那些好色的女主持人、女编导私下里评选他为“四大帅哥”之一。赵原的帅是一种成熟男人的帅,一种曾经沧海之后带点沧桑韵味的帅,一种有内涵的帅,相比之下,其他三个帅哥男主持人就只能算是好看,悦目之外就别无内容了。换句话说,他们像是一张绘制精巧的画,而赵原则是一本厚重深邃的书。
钟一鸣正在那里进行男人比较美学的胡思乱想,一个年轻女子冒冒失失地闯进来嚷道:“帅哥台长你找我啊?”见钟一鸣在一旁,便吐吐舌头。
赵原一边接电话,一边示意她坐钟一鸣旁边。
不一会儿,又进来一个留着一头披肩长发的大胡子,这倒是钟一鸣认识的,文体新闻部有名的“工作狂人”龚喜喜,曾经创下过72小时不睡觉的本台纪录。在一次给实习生讲课时,他对新闻打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比喻:做新闻就像*,找准角度,深入,尽量再来一次。当时台下还有一些大一大二的小女生,完全未经男女情事,所以对于这个比喻还是茫然无知,只从别人的坏笑中猜测到大致是什么意思,马上羞红了脸。有人便骂他“臭流氓”,不过正是这些骂“臭流氓”的人没过多久就成了“新闻*论”津津乐道的传播者。而大三大四的男生女生则抢着拍马屁说:“龚老你应该去我们学院上课,那样就不用辅导员每天都派人点名抓逃课的了。”
终于,赵原放下了手头的事务,从宽大的老板桌后面走到三人面前坐下来,先用锐利的目光扫视三人一遍,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台里准备上马一档崭新的综艺娱乐节目,先期筹备人员就确定为你们三个,钟一鸣、龚喜喜,还有冯晓雪,具体由钟一鸣牵头负责。你们议议看第一步怎么搞,总之是台里给政策,你们出主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钟一鸣很是吃了一惊,这样一个重大决定事先居然没有给自己透露半点风声,怪不得说赵原是个完全不按规则出牌的家伙。据说有一次他外出打的士,一路上那的哥海阔天空地神侃海吹,从本拉登扯到范甘迪,从转基因植物油扯到土卫六,再从希特勒的胡子扯到头天股市的K线图。赵原老老实实地听着,末了递给他一张名片说:“你明天来我们人力资源部报名,做负责话题策划的编导。”事后有人说他用人太过随意,赵原不以为然:“你以为做电视有什么了不起!我去大街上随便抓10个叫花子来,有9个可以马上做记者、编导,还有一个笨点的,就委屈他做主持人好了。”有人揶揄说将最后一句稍加修改就完美了,“还有一个笨点的,就委屈他做台长好了。”不过这话可没人敢对赵原当面讲。 。 想看书来
风波骤起(4)
三人中只有那个叫冯晓雪的女孩高兴得当场鼓掌,说:“好啊好啊,现在娱乐可是电视的大势所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收视率每年都是遥遥领先,咱们就搞它一档每个月一期甚至每周一期的春节联欢晚会,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
赵原肯定地点了点头,说:“台里就是这么个意思。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春节联欢晚会,而要更多从港台、欧美的娱乐节目中去取经。我看你们三个近期的全部工作就是观摩人家的节目,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做,先看两个礼拜再讨论如何定位,两个礼拜要是还不够的话,那就再多看一个礼拜。但我们必须抢在大陆同行反应过来之前动手,事不宜迟,策划节目和策划战争一样,先发制人才能掌握主动权。”
“可、可是,”龚大胡子迟疑了半天才终于鼓起勇气说话,“咱们做文体娱乐新闻的名声难听是难听一点,什么狗仔队啦,耙粪人啦,但好歹还是做新闻吧。现在来搞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我还怎么见人啊我?”
赵原没料到居然还有这样不识抬举的,愣了一下,马上哈哈大笑起来:“我说龚大胡子,你这个节目搞起来了还怕没有火爆的明星新闻吗?我看到时候你们那恐怕要成为最大的新闻制造中心,人家天天追着你挖掘独此一家的内幕啦、秘闻啦,烦都要烦死你。”
龚大胡子搔了搔头皮,嘟哝了几句便没再说什么。
赵原问钟一鸣有什么意见。钟一鸣问了问人员配置和资金投入等几个具体问题之后,郑重地表态,自己虽然没有运作综艺娱乐节目的经验,但既然组织上信任我们几个,自己一定带领大伙好好干,是死是活都要拼上最大的劲。
赵原点了点头,说:“那就先这样,你们分头各自忙各的去,现在手头上的工作都停下,交给其他人去做。”三人临出门前,他又特意叮嘱一句:“这节目没拿出来之前就是台里的顶级机密,对谁都不许泄露!”
钟一鸣没想到妙音寺玄智大师的预言不但得以实现,而且还实现得这么快。
就在一年前,钟一鸣还处在人生的最低谷。当时自命不凡的钟一鸣郁郁不得志,所有的新闻理想、传媒理念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统统不堪一击。他苦心积虑挖到的很多独家社会新闻,不是被上级主管部门一道手谕给*,就是被精通时事的台里领导未卜先知地枪毙掉。最痛心的一次是他好不容易混进一家地下窑砖厂,冒着被打死的危险拍下厂方囚禁并且殴打雇佣人员的镜头,其中还有一个15岁的童工因为逃跑而被活活打死。但没等他回到台里,新闻中心主任林子辉就打电话来说此事到此为止。气极了的钟一鸣跑到林子辉的办公室去连砸了三个茶杯,红着眼睛质问他还有没有新闻人最起码的良知和责任。林子辉等他发泄完了,这才冷冷地说:“你说的良知和责任我都有,但它们不能用来给我们新闻中心的40多个兄弟姐妹当饭吃,更不能给我们全台500多个男女老少当饭吃。”
钟一鸣将差不多耗尽自己全部心血的两大盘带子当众砸了个稀巴烂,然后蹲在角落里痛哭失声。他内心里无比悲哀地意识到,他们这些号称“无冕之王”的记者在外人看来固然风光无限,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如此无奈的可怜人。所谓的表达权更多的时候不过只是歌功颂德的赞美权,而所谓的舆论监督权,也只是对街头小摊贩乱停乱摆之类现象进行监督的权力。任何“规定动作”之外的行为,不仅难逃主管者的火眼金睛,更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本省尘州市市委书记周大同曾经在大会上公开号召全市领导干部:凡是来报道负面新闻的记者,先给我砸了他的吃饭家伙再说!
风波骤起(5)
沮丧至极的钟一鸣情感上也是一败涂地,远在深圳的女友柳滢眼见钟一鸣在星河“发迹”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便鼓励他前去深圳电视台应聘。谁知道人家看了看他带去的所谓作品,当即毫不客气地说:“这种东西放在80年代都不会有人爱看,更何况这里是90年代中期的特区,什么叫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知道不?不仅经济理念上要抢先一步,文化传媒的理念上也要引领潮流!就你这些东西,老实说应聘一个乡镇电视记者只怕都没人要。”钟一鸣羞愧难当,当他灰头土脸地出来时,心里就明白自己和柳滢的爱情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再伟大的爱情宣言,再神圣的海誓山盟,再纯洁的初恋情怀,在残酷的物质现实面前,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更何况深圳这样一个现实到连每一寸阳光、每一根草木都被计算了价格的前沿都市。
尽管柳滢照样请假陪他逛街购物,照样不管旁人的看法陪他在宾馆过夜,照样去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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