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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库切吹响骨笛(第1页)

库切在中国受到冷遇,几乎是一种必然的命运。除了马尔克斯,最近一二十年的库切的诺贝尔同事们,在中国都“享有”此类命运。其中原因非常复杂,可以做一篇长文。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读者喜欢的其实是那种简单的作品,喜欢的是一分为二,最多一分为三(这两者真有区别吗?),并形成了顽强的心理定势,即单方面的道德诉求和道德批判。那种对复杂经验进行辨析的小说,国人并不喜欢。这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日常生活之中,国人已经被那种复杂的现实经验搞得头昏脑涨,他们有理由不进入那些以经验辨析取胜的小说:饶了我吧,我已经够烦了,烦都烦死了,别让我再烦了。当然,“烦不烦”是你自己的事,与人家的作品关系不大。

我觉得库切的小说就是典型地进行经验辨析的小说。库切的文字如此明晰、清澈,但他要细加辨析的经验却是如此的复杂、暧昧、含混。迄今,我只阅读过库切的两部作品:《耻》和《彼得堡的大师》。其实,这两部作品的主题中国读者都不会感到太陌生,只要稍加引申,你便可以在中国找到相对应的现实经验,所以我想许多人阅读库切的小说或许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对经验进行辨析的作家,往往是“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因为失去了“道德原则”,你的怀疑和反抗便与《彼得堡的大师》中的涅恰耶夫没有二致。顺便说一句,涅恰耶夫的形象,我想中国人读起来会觉得有一种“熟悉的陌生”:经验的“熟悉”和文学的“陌生”(缺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塑造,我倒觉得没有什么更多的新意,它只是库切进行经验辨析时的道具。书中所说的“彼得堡的大师”与其说是指陀氏,不如说是指陀氏的儿子巴威尔和涅恰耶夫。这两个人都是大师:巴威尔以自杀而成就烈士之名,涅恰耶夫以穷人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穿着女人裙子的革命家,当然都是大师。当然,真正的大师还是库切,因为他们都没能逃脱库切的审视。

在对汉语写作的现状进行批判的时候,有很多批评家喜欢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抬出来,以此指出汉语写作的诸多不足。他们仿佛是两尊神,任何人在他们面前都将低下头颅。但是隔着一个半世纪的经验,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写出那样的作品,这应该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即便写出来,那也只能是一种虚假的作品,矫揉造作的作品。读库切的《彼德堡的大师》,我最感到震惊的是他对少女马特廖莎的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令人想起陀氏笔下的阿辽沙、托尔斯泰笔下的娜塔莎、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拉里沙,以及福克纳笔下的黑人女佣,她们是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未经污染的植物,在黑暗的王国熠熠闪光,无须再经审查。但是,且慢,就是这样一个少女,库切也未将她放过。可以说,书中很重要的一章就是“毒药”这一章:这个少女的“被污辱”和“被损害”,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那些为“穷人”和“崇高的事业”而奔走的人,她进而成为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本人即是“毒药”。从这里或许可以看出文学的巨大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看到这一描述,是否会从梦中惊醒?我想,它表明了库切的基本立场:一切经验都要经审视和辨析,包括陀氏和托氏的经验,包括一个未成年的少女的经验——除非你认为他们不是人类的一部分。

库切书中提到一个“吹响骨笛”的故事:风吹遗骸的股骨,发出悲音,指认着凶手。读库切的书,就像倾听骨笛。有一种刻骨的悲凉,如书中写到的彼得堡灰色的雪。其实,“凶手”如那纷飞的雪花一样无处不在,包括少女马特廖莎,也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也包括未出场的托尔斯泰。还有一个人或许不能不提,它就是库切——它粉碎了人们残存的最后的美妙幻想,不是凶手又是什么?当然,这个“怀疑论者”也会受到怀疑。只要那怀疑有“道德原则”的怀疑,它就是有价值的,库切也不枉来到中国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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