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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第1页）

罗伯特·阿尔德里奇先前当过雷诺阿、齐纳曼、迈尔斯通、约瑟夫·洛塞等人的助手，受到他们的熏陶，他从电视转到电影界。他导演第一部重要影片是一部反法西斯主义的西部片。阿尔德里奇在《大刀记》（根据克利福特·奥德茨的话剧改编）一片中反对好莱坞的习俗，在《攻击》中则反对战争。他滞重的个性使他喜好大量的对白、夸张的效果和过多的场面调度，以致他的影片颇似舞台剧。在他数量众多而无多大独创性的作品中，《死命地吻我》应该另作别论。这部黑色片就讽刺的激烈程度来说可与1820年的“黑色小说”相比，它表现由于可怕的钚的分裂扩散，导致人类闪电般的自我毁灭。但在1960年之后拍摄的《愤怒的群山》、《最后的夕阳》和《婴儿珍尼的遭遇》这些影片表明罗伯特·阿尔德里奇仍在原地踏步不前。

在《公共汽车站》（有玛丽莲·梦露参加演出）一片中，尤其是在《野餐会》一片中，对美国外省生活描写得非常真实、新颖，并蕴含着一种忧虑不安的心情，这些特点与其说是由于戏剧工作者乔苏阿·洛甘的得人好感的导演手法，不如说更多地是得力于丹尼尔·塔拉达什和威廉·英基所写的剧本。洛甘根据一部畅销小说改编的影片《再见》①是在日本花费巨大资金拍摄的，但结果很令人失望，不过比他那部用托德—A．O．法拍摄的情节荒谬的轻歌剧片《南太平洋》，或根据帕尼奥尔原作改编的剧情怪诞的《范妮》来要好一些。①一译《樱花泪》。——译者。

老一代的导演们以一种显然漠不关心的态度，继续摄制影片，其中有的极坏，有的平庸，或者尚佳。例如克拉伦斯·勃朗、乔治·顾柯、米哈依尔·寇蒂芝、哈沙惠、亨利·金、J．L．曼凯维茨、安东尼·曼、文森特·米纳利、奥托·普雷明格、麦克·罗伯逊、罗伯特·西奥德麦克、金·维多、比利·怀尔德、罗伯特·怀斯、威廉·惠勒等，就是如此。

这帮老导演虽然在美国电影界曾显赫过一时，但是现在只是偶尔拍出一部与他们当年名声相称（或者与今日名望相符）的作品。个别资格最老的导演有时还会发出灿烂的光辉，例如克拉伦斯·勃朗就曾改编福克纳的小说拍成《掘墓人》这部高雅优美的影片。有的还能表现他们的行业专长，如金·维多改编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其中有意大利人马里奥·索尔达蒂指导的雄伟的战争场景。

乔治·顾柯在改编加尔孙·卡宁的作品上颇为得心应手，他还继续拍摄他在战前的拿手好戏——喜剧片。这类影片中，《姑娘们》、《生于昨天》、《此事应发生在你身上》等片很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他的《穿粉红紧身衣的女魔》和《窈窕淑女》

也颇受观众欢迎。

J．L．曼凯维茨导演的《穆伊尔夫人遇鬼记》、《五个指头》、《裘力斯尔·凯撒》、《白鸽子和流氓绅士》等都甚一般，但他在《夏娃》或《给三个妻子的信》这两部影片中却不失为抨击时俗的一个能手。《赤脚的伯爵夫人》一片恰到好处的夸张为他赢得不少赞美者，但他那部耗费巨大的《埃及妖后》却不是如此。

普雷明格先是改编平凡的畅销小说（如《琥珀》一片），以后转到复制欧洲的影片（如他那部《第十三封信》就是《乌鸦》一片的重拍），拍摄愉快的轻松喜剧（如《蓝色的月亮》），刘别谦式的维也纳轻歌剧（如《宫廷丑闻》），和一些平凡的舞台剧片（如根据萧伯纳原作改编的《贞德传》）。但他终于成功地拍出了一部巧妙的西部片（《不迂回的河流》），并在《金臂人》一片中突然显示出他真实、诚挚、感人的风格，这部描写一个音乐家中毒的惨剧是由演技杰出的弗兰克·西纳特拉和金姆·诺瓦克主演的。在普雷明格根据畅销小说改编的影片中，虽然《早安，忧愁》、《红衣主教》、《首次胜利》等片都遭到失败，可是，《出埃及记》和《劝告与同意》却有一些很好的镜头。普雷明格还能以巧妙而活泼的手法导演了几部音乐片（如《卡门·琼斯》、《褒姬和蓓斯》）。

直到1959年为止，著名的西席·地密尔象好莱坞的一块纪念碑屹立在上述主要导演之上，他从他的《十诫》最后版获得的奖超过以前任何版的同名影片。这一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使当时同电视斗争的好莱坞转向拍摄成本达数百万美元的大场面影片。威廉·惠勒的《宾虚传》，就是这类影片的样板。但其他以圣经或历史为题材的影片却在商业上遭到惨败。

1960年去世的麦克·塞纳特和独特天才的勃斯特·基顿是50年代好莱坞硕果仅存的两位喜剧大师，在他们那里还能见到喜剧片的某种复兴。弗兰克·塔什林曾担任过雷德·斯凯尔顿与博布·霍普的编剧，写过《喜剧演员》的剧本，此时开始为喜剧演员刘易士和马丁（他们此时已取代亚博和考斯特罗的地位）导演影片。他赋予他们的笑剧比平常更好的质量（如《艺术家与模特儿》、《一个真正的电影迷》、《好莱坞肖像》）。塔什林在《身不由己的姑娘》和《哦，为了一个男人》里进一步表现了他的个性，这两部影片均由珍尼·曼斯菲尔德主演，她因仿效红极一时的玛丽莲·梦露而成为明星。这两部影片对好莱坞及其恶习讽刺得非常尖锐，但没有成为真正的危险。

吉恩·凯利、米纳利、斯坦利·多南三人在另一种相近的样式——音乐喜剧片或芭蕾舞剧——片中享有显赫的声誉（有时他们合作制片）。凯利是个才能出众的舞蹈家和舞剧作者，他在摄制最杰出的影片时，有时同米纳利搭伙（如《一个美国人在巴黎》①、《勃利加顿》），时而与多南合作（如《纽约的一天》、《雨中曲》）。他作为独立创作者时，成绩就不那么良好（如《舞会请柬》等）。斯坦利·多南在没有吉恩·凯利合作时，作品质量也好坏不一。他的《滑稽的面孔》与《七兄弟的七个新娘》倒是不乏生动活泼的热情与动力。①一译《花都艳舞》。——译者。

文森特·米纳利在表现手法的细腻上要比斯坦利·多南高出一筹，然而他的影片有时极为出色，有时糟糕透顶，吸引观众的猥琐场面（如《启示录的四骑士》中的第一组镜头），同色彩鲜艳、细腻精美的画面常常交替出现。他的专长是音乐喜剧片，但他在改编各种各样著名的作家的作品时却很不成功（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柯莱特的《姬姬》以及描写凡高的《生命的**》等）。

1960年后，由吉恩·凯利、米纳利、多南三人继巴斯比·伯克莱之后创造的芭蕾舞电影已经有些过时，因为这一样式已被《西区的故事》的巨大成功所革新，在这部影片中，罗伯特·怀斯和杰罗姆·罗宾斯把罗米欧与朱丽叶挪到纽约最为贫寒的居民区来演出。

西部片在50年代又有所发展。继约翰·福特之后，其主要大师就是安东尼·曼。他喜好壮观的战争场面，有强烈的造型意识，这使他在《熙德》这部耗费巨大的超级影片中很获成功，但在《罗马帝国的崩溃》中未获成功。

《原野奇侠》一片属于革新的知识分子化的西部片，这部影片引起人们对乔治·史蒂文斯的注意。后者长期以来局限于庸俗的作品里。1951年，他满怀信心地采用了西奥多·德莱赛的小说《美国的悲剧》，按照迈克尔·威尔逊改编的剧本，巧妙地拍了《显赫的地位》。

乔治·史蒂文斯在得克萨斯州拍摄的他的最佳影片《巨人》也是一部西部片。这部影片尽管多少受原来畅销小说的拘束，却不失为对美国生活真实的回顾，从牛仔描写到那些因战争和石油而发家致富的人。但在《安娜·弗兰克的日记》一片上史蒂文斯却遭到惨重的失败。

奥逊·威尔斯在欧洲拍了《阿卡汀先生》（这部影片可说是一部新的《公民凯恩》，但质量远不及后一部影片），以后他重返好莱坞导演了《邪恶的接触》一片，在该片中他辛酸真挚的感情超越了原来侦探小说的平庸性。后来，他又在欧洲拍了一部不同寻常的感人心肺的影片《审判》（根据卡夫卡原著改编），这是他自《公民凯恩》以来最好的影片。

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以他带有幽默的职业意识，不管年景好坏，继续每年制作与导演一两部影片。在这些影片中应该特别指出《哈利的纠纷》，因为它以冷漠的讥讽和在希区柯克的作品中很少见的一种轻快情调而别具一格。它是一部速写片，是在秋天的三个星期内在新英格兰①壮丽的森林秋色中拍摄的。此外，《西北偏北》一片由于它的生动诙谐，《群鸟》一片由于它的奇特幻想，可能比那些闹剧片如《眩晕》、《精神病人》或《玛尔尼》等更为观众所喜欢。①新英格兰：指美国东北部六个州。——译者。

以上是1950—1960年间生产3000多部影片的好莱坞的一个概貌——当然是一个不完全的概貌，在结束这一概貌时，我们要指出：1960年之后，危机已有所缓和，但是，在国内外市场上亿万观众的丧失表明好莱坞陈旧的商业方法已失去效力。

加拿大

加拿大电影的观众人次长期以来一直在增长。1953年平均每人购票超过20张（1935年每人购票11张）。它比美国较少受到电视业竞争的影响，在1960年它依然是世界上观众人次较高的一个国家。

但是，加拿大摄制的长片却一直没有超过智利、委内瑞拉或古巴，虽然它早在1896年6月就摄制了第一部影片，由魔术师约翰·C．格林特导演，表现因靠一根绳索越过尼加拉河而著名的吉米·哈代的演技。

加拿大的电影放映业在1906年开始蓬勃发展，蒙特利尔省的欧内斯特·伍依梅特以他制造的“伍依梅特放映机”获得如此大的成功，以致他不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放映网。但是，正如加拿大电影史家海依·博辛所指出的那样：（加拿大的）“影片生产从未能够得到真正的发展，因为它邻近美国的大制片厂。”从玛丽·璧克馥、麦克·塞纳特、路易·B．梅育直到华尔特·休斯登、格莱恩·福特以至华尔特·辟琼，不论是加拿大的明星还是导演都投奔到好莱坞从事电影工作。

加拿大的影片产量在1912—1918年间较多，由霍兰德上尉摄制的那部《福音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可能是一部表现典型的加拿大精神的成功作品。但1920—1940年间生产的大部分影片，不论是在大西洋地区或温哥华还是在太平洋沿岸摄制的，都是受好莱坞之命，为好莱坞制作的。

1925年，法裔加拿大人保尔·卡兹纳夫导演了《为什么要结婚》一片，由安德烈·拉法耶特主演，后者不久去好莱坞工作。1927年，英国人W．F．克拉克建立“加拿大国际公司”，在安大略省政府的资助下摄制了《干下去，警长》，该片由勃鲁斯·贝恩法瑟监制，共花费了50万美元的摄制费，结果完全失败，因为它是部无声片，而当时的电影已经是有声了。在1930—1940年间，没有一部不属于好莱坞的影片能在加拿大摄制。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于1938年在维克多利亚（英属哥伦比亚州）拍摄了一套14部的B级影片，雇用的演员都是无名之辈，其中就有丽泰·海华丝这个刚开始踏进电影界的演员。

1939年，加拿大议会投票通过设立一个国家电影局的法令，加拿大政府请格里尔逊来组织这个机构。在五年中间，国家电影局一直未能达到它的一个目标：即在好莱坞资金的协助下，每年摄制五六部典型的加拿大影片。但格里尔逊的努力却很有所成效，纪录片的产量大大增加（每年生产三四百部短纪录片），在动画片方面则首先由于马克赖伦之力，质量大大提高（详见另章）。

加拿大资本家财富的大量增加，使得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战后1945—1948年间出资建立了三个制片厂，设在魁北克省或多伦多附近。这些企业不久衰落破产，到1950年后，不得不改为专拍电视片或广告片的机构。

在1945年和1955年间，加拿大一共生产了21部影片

（平均每年两部），其中14部为法语片。这些影片专为魁北克地区放映，在这个地区专放映英语片的电影院数目不断减少。

有一家公司在1945年之后试图拍摄两种语言版的影片——法语版与英语版，专供国际市场，其中最重要的影片是《堡垒》（英片名《窃窃私语的城市》，由奥采普导演）。这个企业曾得到兰克公司的支持，但结果也失败了，正如此后英国人保尔（他摄制了《一个人和他的罪状》）和雷内·德拉克罗瓦（他摄制了《路易斯医生》一片，由法国演员贝纳尔·朗克莱和玛德兰·罗宾松主演）的同样企图没有获得成功一样。

从这以后，加拿大的影片生产似乎向地方性的影片发展，只供国内市场需要（如格拉蒂安·盖尔纳斯温和地嘲笑得克萨斯州一个美国人的《小山鸡》，梅尔本·特尔纳导演的《小加拿大人》等片）。

只要加拿大的主要电影院依然是美国大公司的财产（派拉蒙就控制390家电影院）或者是英国大公司的财产（兰克公司在美国股份的参加下掌握100家电影院），这个国家的影片生产看来就很难发展。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40年格里尔逊提出一个不大的计划（准备发行一种加拿大的电影新闻周报），可是直到1963年还未能付诸实现，因为这个部门控制在美国和兰克公司的手里。

使电影艺术得不到发展的一个障碍还在于眼光偏狭的检查机关：一大批法国影片不能在加拿大上映，如果这些影片的发行商不同意在片中插进由其他替角拍摄的场面的话——这些场面把法国原来影片中的情人关系一定要改为夫妇关系。

但1960年后，加拿大的电影检查机关放松了它的控制，一种“新电影”在加拿大，尤其在魁北克地区兴起了。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国家的上映节目和放映网更多地是依靠好莱坞，而不是伦敦。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影片生产起初很兴旺，最早几部故事片是基督教救世军拍的（如1901年的《早期的基督教殉难者》、1902年的《十字架的战士》）。1909年共摄制了11部影片，其中有一部科学幻想片《来自火星的信息》和一部航空片《澳大利亚在召唤》。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此后有声片的兴起都刺激澳大利亚的影片生产，每年有时超过15部。同时，查尔斯·卓威尔从1926年《蒙比的蠹虫》一片起开始摄制了许多影片，时间持续逾三十年之久。到1922年，全国组成放映网的电影院近1000家，观众人次比欧洲还高（每年每人平均购票13—14张）。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查尔斯·卓威尔仍然是澳大利亚的主要电影导演，他导演的影片中杰出的是《四十万骑兵》和《托勃鲁克的老鼠》，分别表现澳大利亚军队1917年在西奈和1942年左近在利比亚的辉煌战绩。

纪录片运动在加拿大的格里尔逊的鼓励与帮助下也发展起来。1944—1945年间，尤里斯·伊文思用简劣的器材，依靠各工会的支持，以澳大利亚的码头工人同为独立而战斗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团结一致为题材，和马里翁·米歇尔合拍了《印度尼西亚在呼唤》这部纪录片。

由伊林制片厂培养出来的纪录片导演哈莱·瓦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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