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1988年6月29日,星期三。
这一天,距离拉斯穆斯在中央车站下车的那一天,已有六年的光阴。他在下车时的那一刻就下定决心:从此再也不离开斯德哥尔摩,死也要死在这里。
他当年才19岁,纯洁无瑕。
他感到一阵迷眩,只觉得不可思议,如梦似幻。仿佛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整座城市就在他脚下。
六年后,他的身体饱受病魔摧残。
他再也无法欢度自己26岁的生日了。
在这一天到来前,他将会死在南区医院第53号病区。
斯德哥尔摩地区的各家医院已针对不同类型的病患做了分类,由南区医院负责收容同性恋病患,丹德吕德市医院收容血友病患,更南部郊区的沪丁厄市立医院负责照料吸毒病患。
就像一位护士说的:“丹德吕德市收容那些因为输血不慎感染到病毒的病患,南区同性恋医疗中心就处理同性恋者,剩下那些嗑药的垃圾,就给沪丁厄市啰!”
1988年6月29日,那时拉斯穆斯其实还有十个月可活,距离他确定患病已经超过一年了。这段时间,由于一连串并发症,他接受了各种不同的诊断与检查,主要还是肺炎、霉菌感染与带状疱疹。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还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这场风暴到时会将他一举击倒,他将毫无生还机会。
暴风雨前的宁静。
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和煦宜人的夏日午后,拉斯穆斯和男朋友本杰明拜访了克莉丝汀娜阿姨的家,和阿姨还有她那处于分居关系的爱人拉司共进晚餐。
偌大的窗户敞开着,微温的熏风吹进烟味弥漫的房间,带来一丝清凉的空气。夕阳的余晖映照在家家户户的屋顶之上,远处还可见市政厅尖塔顶端那三顶金色皇冠在余晖中闪闪发亮着。
拉斯穆斯独自一人站在客厅敞开的窗前,往外凝视着。没人真正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这就是他的招牌动作:终其一生站在窗前,眺望窗外,彻底迷失在自我的世界里。
克莉丝汀娜阿姨刚从厨房走出来,一手捏着塑料杯,另一手夹着一根香烟。拉司见状,不禁大叫出声:“拜托!你用塑料杯装酒喝啊?”
“是啊,”克莉丝汀娜咯咯笑着,对男友的质疑充耳不闻,“不然要怎么办?连一个干净的酒杯都没有!喏,有人要吗?”
拉斯穆斯闭口不言,本杰明则带点嫌恶地摇了摇头,表示不用了。他坐在客厅沙发上读着晚报。晚报上头净是关于法院在前一天针对分尸案判决的报道,他读着读着,不由得怒火中烧。
那是四年前,和今天一模一样的夏日,一个男人在离他们国王岛公寓不远处的卡贝里沙滩悠闲地遛狗。当时他发现了两个塑料袋,袋子里赫然装着一个人的部分尸体——躯干与两条大腿。其他尸块则在数周后被发现,包括两条手臂、两条小腿以及被切下的女性乳房。
经过法医鉴定,被分尸的女性名叫卡翠娜·达珂丝塔。她有可能是某人的女儿、某人的姐妹或两个孩子的母亲;然而以上皆非。卡翠娜·达珂丝塔是个专嗑海洛因的吸毒者,为了满足毒瘾,不惜下海卖淫——人们因此将她贬得一文不名,说她没有活在这个世上的价值,现在活该被分尸,被以块状分装在塑料袋里,被丑化、被羞辱,死时只剩下“妓女”两个字。
整篇新闻充满了攻击、侵略性,很引人注意。
身体各部位被分装在塑料袋里,像垃圾一样到处丢弃。
更可怕的是,死者的头一直没有找到。
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要彻底贬损这女人最后的一点价值。
本杰明一想到这一点,就不自在地打了个冷战。那个夏天,每天早上他踩着自行车,循市内运河自行车道前往上班地点时,都会注意路边有没有弃置的塑料袋,它们很可能还在岸边,阴沉地浮动着。
犯下这起分尸案的凶手很显然是职业的。不久后,警方逮捕了一位年轻法医,却旋即将他释放。
自由记者拉许·拉格那·佛许贝里在一篇文章中严词指控警方任意向媒体泄露个人信息,还让可怜无辜的嫌犯在狱中饱受虚拟法庭的折磨。
但是,佛许贝里的同情心可不适用于那位被分尸的女性,那位被谋杀、遭到分尸的卡翠娜·达珂丝塔。
记者在文章中又指出,遭到谋杀本来就是当妓女应该考量的风险,既然进了这一行,就要对这一行的所有危险全盘承受。他就是这么写的:“自己踩进蛇窝的人,早晚会被咬……”
这位记者的措辞和结论,令本杰明毕生难忘。这样的结论,除了冷血,还是冷血,甚至不屑承认死者就是受害人。
她不只不是受害人,还是犯人呢!
反正一切都怪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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