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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1979年，当他恢复自由之后，收到北京友人来信，告知他的回忆录手稿保存在近代史研究所里呢！当时，他真是喜出望外。

据告，他的回忆录的一份手稿，曾由上海市公安局送北京公安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装入麻袋，作为废纸送造纸厂。幸遇一位有心人，从十几麻袋的“废纸”中留下两麻袋，郑超麟的回忆录手稿就这样被留了下来。

1980年，北京一家出版社派了一位女编辑来沪，与郑超麟先生商议出版回忆录事宜，又一次使他欣喜万分。那位编辑充分肯定了他的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但因其中一章《恋爱与政治》涉及许多中共领导人的私生活，建议他删去，他同意了。后来这一章单独得以发表于香港《开放》1991年第2期。

另外，那位编辑建议他补写因儿子去世而未写的两章。然而，他再也无法补写四十年前的旧作了，于是便写了《陈独秀与托派》一文，补入书中。书名改为《郑超麟回忆录》。

他的记忆力强，又擅长用文字表达，况且所写的是他亲身的经历，材料翔实、丰富，所以他的回忆录成了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以及中国托派兴衰史的颇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在出书时，郑超麟坚持要在书前写上那样一段“说明”。这使出版社感到为难。郑超麟说，如果不加上那段“说明”，他宁可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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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托派禁区（11）

据说，为了书前要不要这段“说明”，出版社向上级请示，而又没有得到及时答复，使这本书迟迟不能印行……

他告诉我，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心情舒畅。虽然他足不出户，然而消息极为灵通。他视力不好，却手持放大镜大量读书阅报。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苏联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平反，他极为关注。他对我说，为托洛茨基平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有一回，他很深入地跟我谈起托派问题。他说，中国的托派，根源在苏联。托洛茨基，是俄###内的反对派，而斯大林却硬把托洛茨基派当成敌人，当成反革命。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了“敌我矛盾”。随着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瓦解，托派问题早已淡化。

他还告诉我，他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五期一篇长文对陈独秀一生的是非功过所做的比过去恰当的分析、评价。他也注意到《世界历史》杂志1985年第七期发表该刊主编朱庭光为即将出版的《托洛茨基评传》所写的长篇序言。他仔细阅读了中###史专家廖盖隆新近发表的一些文章。他还注意到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关于托洛茨基问题的新著，以及苏共近年来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的一系列文章。

他一口气提到了最近国内外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系列文章。我说他成了“老灵通”了。他笑了：“我理所当然关心这些文章。”

他的《玉尹残集》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老作家楼适夷为之作序。序文还刊载于《新文学史料》杂志上。他的关于中共早期党史的许多回忆文章，近几年不断发表，有的还被《报刊文摘》等所转载。

当我问及他现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时，他沉思了一下，说道：“就理论上的是非而言，我并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我是托派，我仍保留我的一些见解。”

确实，郑超麟先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我如实地把这位特殊人物的特殊的人生道路写出来，孰功孰罪，历史自会评说。

所幸的是，我闯入“托派禁区”，由于事先向有关部门“挂”过“号”，总算没有给我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也正因为我在采访中敢闯“禁区”，所以我在历史的“角落”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现代文物”……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1）

1990年2月，邓小平的女儿、《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毛毛来到上海，拜访了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请他回忆邓小平。

这位老人便叫张纪恩。

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么写及张纪恩：

“1990年2月，我在上海看望了另一位革命老人张纪恩。他生于1907年，1925年参加革命，1928年到党的中央机关工作。他和黄介然一样，都曾在上海法科大学（注：据张纪恩对笔者说，应为上海大学）念书兼作###工作，该校的校长是沈钧儒先生（注：张纪恩说，校长应为褚辅成，而沈钧儒是教务）。党中央迁上海后，张纪恩开始在永安里一三五号一个中央机关工作，后来转到五马路的清河坊坐机关，机关的楼下是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什物。

“张老告诉我：‘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那时候我们开很多的铺子作掩护。我这个楼上原来是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住的，李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后，就不能住在中央机关里面了，而要搬到沪西区江苏省委的地方去，我们夫妇就调到这里来了。在我这个机关，开了好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都来开过会，会上讨论的是浙江问题和云南问题。我们还接待过许多来往的人。周恩来最注意秘密工作，提倡女同志梳髻子，穿绣花鞋，住机关要两夫妇，不要革命腔。我这个机关属于秘书处管。我曾在文书科工作过。’”

毛毛还写道：

“张老后来调到机要部门工作，他说：‘中央政治局开会，邓小平作过记录。他走了以后，叫我作记录。中央很多负责同志都是湖南人，我听不懂他们讲话，作记录可就困难了！’”

我曾在1992年7月两度采访过张纪恩，后来又再度采访他。年已九旬的他，虽说自称“老朽”，其实只是听力较差，给他打电话，每一句话往往要重复一遍，但是他起码能够自己接电话，表明听力还可以。他的记忆力仍很好。回首往事时，滔滔不绝。他说话直言不讳，反映了他直率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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