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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商 业（第1页）

古代之市，皆别为一区，而设官加以管理，后世此制渐坏，然其遗意犹存。隋制：司农市统平准署。署有令二人。京市有肆长四十人。州有市令、丞，郡县亦皆有市令。缘边交市监，置监、副各一。畿内者隶司农，自外隶诸州。炀帝改交市监曰互市监，改隶四方馆，而以平准、京市隶太府。京师有东、西两市。东都有东、南、北三市。唐两京诸市署，京师有东、西两市，东都有东、北两市，皆令一、丞二。《旧书·玄宗纪》：开元十三年六月，废都西市，则东都亦尝有三市。平准署，令二人，丞四人。互市监，监、丞各一人。皆属太府。自都督府至县，亦皆有市令。《旧书·职官志》。《新志》云：开元中，京兆、河南府诸县，户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则余县不能皆置。平准署，掌供官市易之事。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则以时出货。其没官物亦如之。“市肆皆建标筑土为候。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有果毅巡迣。平货物为三等之直。”《新书·百官志》文。《旧志》云：“以二物平市。”《注》曰：“秤以格，斗以概。”“以三价均市。”《注》曰：“价有上中下之差。”《通鉴》：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刘为王师范取兖州，将精兵五百，夜自水窦入。比明，军城悉定，市人皆不知。胡《注》曰：“军城，泰宁军衙城也。以此观之，军人与市人异处。营屋之立，自唐然矣。”愚案此亦可见市之别为一区，不与民居相杂也。

《旧书·宣宗纪》：大中六年七月，敕犯臧人平臧，据律以当时物价上旬估。请取所犯之处其月内上旬时估平之。从之。此条似有夺文。然据此，亦可考见其时物价，旬各有估也。《新书·曹王皋传》：《太宗诸子传》。所至常平物估，豪举不得擅其利。《裴垍传》：先是天下赋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厘定常赋，而物重钱轻。其后轻重相反，民输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人，舍公估，更实私直以自润。故赋益苛，齐民重困。垍奏禁之，一以公估准物。观此二事，公估似于民有益。然《通鉴》：高宗永徽元年十月己未，监察御史韦思谦劾奏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大理少卿张叡册以为准估无罪。思谦奏曰：“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叡册舞文，附下罔上，罪当诛。”是日，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叡册循州刺史。则公估实不免强抑物直，如后世所谓官价者也。

轻重敛散之政，自桑弘羊后，久已无人知之，至唐乃复有赵赞。此实为旷世之高识，且欲行之于艰难之际，其魄力尤不可及。事虽不成，不可不表而出之也。《旧书·食货志》：建中三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上言曰：“伏以旧制置仓储粟，名曰常平。军兴已来，此事阙废。或因凶荒流散，饿死相食者，不可胜纪。古者平准之法，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虽有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人者。盖谓能行轻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极已来，许京城两市置常平，官籴盐米，虽经频年少雨，米价腾贵，《新志》作“米不腾贵”，当从之，此价乃误字。此乃即日明验，实要推而广之。当兴军之时，与承平或异。事须兼储布帛，以备时须。臣今商量，请于两都并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数十万贯。随其所宜，量定多少，惟置斛斗、段匹、丝麻等。候物贵则下价出卖，物贱则加价收籴。权其轻重，以利疲人。”从之。赞于是条奏诸道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以充常平本。时国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时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亦见《德宗本纪》。案轻重敛散之说，本兼百物言之，后世商人之资本愈丰，则公家之财力愈相形而见绌，遂至除谷价外一不能问，即谷价之常平亦有名无实矣。赵赞际艰难之会，顾欲扩充之以及于段匹、丝麻，其魄力可谓甚大。《刘晏传》言晏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其事亦良不易。然晏实计臣，徒能济财政之急，岂若赞之能兼顾人民，有称物平施之意哉？

官与民为卖买者，在谷曰和籴，在物曰和市。《旧书·职官志》：度支郎中、员外郎之职，凡和籴、和市，皆量其贵贱，均天下之货，以利于人，亦俨然有裒多益寡之意。然及其行之，则国用有阙，强市诸民而已。是赋也，非市也。《旧书·裴耀卿传》：开元初，累迁长安令。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储蓄之家，《新书》云：一切责豪门坐贾。则所谓储畜之家，乃居其物以待价者，即今所谓屯积，非徒厚藏也。豫给其直，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新书·元结传》：拜道州刺史。请免百姓所负税及租庸使和市杂物十二万缗。许之。以是为宽恤民力，而所谓和籴、和市者可知矣。然二者虽皆有弊，究可稍省辇运之劳。吴武陵言朔方和籴，先取商人，而后求牒还都受钱。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此即宋代入中、入边之法所本，尤省费省事，且除弊之良策也。至于宫市，则直是攘夺，不足论，已见第六章第六节。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故豪商大贾必集于赵赞所谓道要、都会之地。《新书·李勣传》：说翟让曰：“宋、郑商旅之会，御河在中，舟舰相会。往邀取之，可以自资。”让然之。劫公私船取财，由是大振。此道要也。《隋书·令狐熙传》：高祖将祠泰山，还次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以熙为汴州刺史。下车，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旧书·李袭志传》：弟袭誉，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袭誉乃引雷陂水，又筑句城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扬、汴则所谓都会也。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岂令狐熙、李袭誉辈所能变其俗邪？

然贱商之见，斯时初未化除。《新书·太宗纪》：贞观二年十二月，禁五品以上过市。《旧书·路隋传》：调授润州参军。为李锜所困，使知市事。隋翛然坐市中，一不介意。观此二事，可知当时贱商之甚。然利之所在，遂不惜屈身以与之交。刘昉，富商大贾，朝夕盈门。宇文述，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其子化及，常与屠贩者游，以规其利。张易之，内殿赐宴，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于前博戏。见《旧书·韦安石传》。此皆嬖幸之流，不足责也。颜师古，学人也，贞观七年（633年），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其官不可谓不清，乃引富商大贾为雠校，何哉？观刘义节为少府监，坐贵入贾人珠，废为民，徙岭南，而知惟贿之求，虽士大夫亦在所不免矣。《旧五代史·张筠传》：海州人，父传古，世为郡之大商。唐乾符末，徙家彭门。时溥擢筠为偏将。《李彦传》：太原人，本以商贾为业。周太祖镇邺，置之左右。此亦犹梁太祖之宠李友让也。刘陟广务华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岭北行商，或至其国，皆召而示之，夸其壮丽，《旧五代史·僭伪列传》。《新史》云：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则为别示之以珠玉，而非夸其宫殿之壮丽矣。语恐未审。可谓分庭抗礼矣。《唐明宗纪》：长兴二年九月，诏天下州县官不得与部内富民于公厅同坐。《周世宗纪》：显德三年三月，“延州留后李彦奏蕃众与部民为乱，寻与兵司都监阎绾掩杀，获其酋帅高闹儿等十人，磔于市。彦本贾人也，贪而好利，蕃、汉之民怨其侵刻，故至于是”。其人且躬绾州符，又岂特公厅一坐哉？

不徒与商贾侪偶也，亦且躬为商贾之行。《旧书·高祖诸子传》：霍王元轨，尝使国令征封。令白请依诸国赋物，贸易取利。元轨曰：“汝为国令，当正吾失，反说吾以利耶？”拒而不纳；善矣。然高季辅訾当时王公勋戚，追求什一，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德宗亦禁百官置邸贩鬻；见第七章第一节。《旧书·本纪》：大历十四年七月已卯，诏王公卿士不得与民争利。诸节度观察使于扬州置回易邸并罢之。则滔滔者天下皆是矣。中叶后武人擅土，纲纪更形扫地。陈少游三总大藩，皆天下殷厚处，征求、贸易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赵在礼历十余镇，殖货积财巨万。两京及所到藩镇，皆邸店罗列。其巨擘也。又其甚者，如刘从谏署贾人为衙将，使之乘势虐民，而其毒痛愈广矣。见第九章第三节。李崧、桑维翰，在末世尚为贤者。然崧以其弟屿任仆行贾致祸。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维翰，杨光远论其营邸肆于两都，与民争利，此其所以能致金数千铤欤？见第十八章第三节。不徒在本国然也，即出使他国亦然。《旧书·赵璟传》云：使回纥者多私赍缯絮，蕃中市马，回以规利。《归崇敬传》云：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携帛而往，贸易货物，规以为利。《旧史·张篯传》：篯既尽获继岌、向延嗣所有，事见第十八章第三节。湖南马希范，与篯有旧，奏请命篯为使。允之。篯又密赍蜀之奇货往售，获十余万缗以归；是其事矣。又不徒大者也，即微利亦无所遗。隋张威在青州，遣家奴于民间鬻芦菔根是矣。又非独男子也，即妇人亦能为之。《新书·诸公主传》：肃宗女和政公主，自兵兴，财用耗，主以贸易取奇赢千万赡军。《新史》后唐庄宗刘后，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王衍尊其母徐氏为皇太后，后妹淑妃为皇太妃。太后、太妃，皆于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而李继韬母杨氏，居积行贩，赀至百万焉。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岂不信哉？又非独私家也。后唐明宗即位赦诏有云：“租庸司先将系省钱物与人回图，宜令尽底收纳，以塞幸门。”《旧史·本纪》：天成元年（926年）。则虽公家，且恃为筹款之策矣。在势者之追求什一如此，商人安得不依附之？而率循正轨之商业，又安得而滋长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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