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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难怪中国人要把什么都看成吃，说成吃了。

泛食主义

的确，中国文化有一种“泛食主义”倾向。

首先，人就是“口”，叫人口。人口有时候也叫人丁。或者男人叫丁，女人叫口。但不管女人男人，也都可以叫人口。人既然是口，谋生也就叫“糊口”，职业和工作也就是“饭碗”。干什么工作，就叫吃什么饭。修鞋补锅是吃手艺饭，说书卖唱是吃开口饭，当教书匠是吃粉笔灰，出租房屋是吃瓦片儿。总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自己不谋生，靠积蓄过日子，就叫“吃老本”，粤语叫“食谷种”。老本总有“吃”完的一天，就叫“坐吃山空”。老本吃完，或并无老本可吃，就只好“喝西北风”，粤语则叫“吊砂煲”。砂煲是用来煲饭吃的，居然吊了起来，显然是无米可炊，文雅的说法叫“悬磬”。

当然，最让人羡慕的还是“吃皇粮”。吃皇粮的人，捧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大锅饭”。铁饭碗打不破，大锅饭不定量，可以放开肚皮吃，不怕“吃空心汤圆”。最让人看不起的则是“食拖鞋饭”。所谓“食拖鞋饭”，就是靠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女人出卖色相过日子。男子汉大丈夫，原本应该“养家糊口”的，居然堕落到“食拖鞋饭”，岂不可耻？

和“食拖鞋饭”相关的是“卖生藕”和“吃豆腐”。“卖生藕”是广州话，意思是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体当生藕卖；“吃豆腐”是上海话，意思是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体当豆腐吃。前者指女人卖弄风情，或者指男人心怀不轨，但语气比调戏妇女略轻，大体上属于性骚扰的擦边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并无真正的性关系。所以，吃吃豆腐，在许多男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别洁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让他“吃耳光”，甚或让他“吃官司”。即便不会“吃官司”，一个钉子碰了回来，也是“吃瘪”，很没有面子。

不体面的还有“饭桶”。一个人没什么用，是个“饭桶”，广州香港叫“食塞米”，北方叫“白吃饭”；受冤枉背黑锅，广州香港叫“食死猫”，北方叫“吃冤枉”；被老板或上司申斥，广州香港叫“食猫面”，上海叫“吃排头”；如果挨打，在上海就叫“吃生活”，而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则叫“吃红灯”。红灯尚且可“吃”，还有什么吃不得？

其实不但民间话语说“吃”，官方话语也说“吃”。比如孔子说《韶乐》之美，就说“三月而不知肉味”；孟子说义利之辩，就说“熊掌与鱼不可得兼”；毛泽东说实践的重要，就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焦裕禄说创新的可贵，就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西汉初年，曾爆发了一场关于“汤武革命”是否合理合法的争论。道家的发言人黄生认为商汤周武以下犯上，是“弑”。儒家的发言人辕固生则认为是“受天之命”。主持讨论的汉景帝左右为难，完全无法表态。肯定黄生，则高祖皇帝代秦而即天子位也不合法；肯定辕固生，则等于承认自己这个皇帝也可以由他人取而代之。最后只好宣布：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味道吧？意思是说讨论这个问题，如食有毒之马肝，还是绕过去算了。反正大家都是美食家，马肝又吃不得，不如一起去喝排骨汤。

一　民以食为天（3）

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思索叫“咀嚼”，体验叫“品味”，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见惯叫“家常便饭”，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学风浮躁叫“浅尝辄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改变处境叫“苦尽甘来”。此外，如吃苦、吃亏、吃不消、吃不准、吃得开、吃里扒外、吃不了兜着走、不吃那一套，以及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秀色可餐、食古不化等等，都是见惯不怪的说法。反正好事也好（吃小灶），坏事也好（吃官司），有利也好（吃回扣），没利也好（吃工夫），都能吃、可吃、该吃。即便什么都没吃到，也是“吃”，比如“吃哑巴亏”，“吃闭门羹”。

看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食的文化”，也没什么大错。

头等大事

中国人的这种观念，依我猜测，多半是饿出来的。

想来我们的先民对于饥饿一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候谋生有多难啊！刚刚走出森林那会儿，赤手空拳的人（或者说古猿）真是有些走投无路。坐享其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与平原上的动物竞争又没有本钱。没法子，只好自己拿自己开刀。一是改革饮食结构，由单纯的素食改为杂食，也就是逮住什么吃什么，不挑嘴。二是改革饮食习惯，由一天到晚吃个不停改为定时定量一日三餐。三是改革饮食方式，由茹毛饮血改为用火加工。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事实上人类早期的工具都是用来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类是用来获取食物的，比如掘取块茎的木棒，采集果实的藤篮，追击野兽的石球，捕捉鱼鸟的绳网。一类是用来加工食物的，包括用于初加工的石刀和用于深加工的炊具。还有一类则是用来储存食物的，包括篮筐、陶罐和简易粮仓。不要小看这些棍棍棒棒、坛坛罐罐，它们可是自然界没有的东西，是文化呢！

于是人类便由自然的生存状态进入了文化的生存状态。

这倒是中外一律的。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祖先对于饥饿格外地记忆犹新呢？大约也就是人家放牧而咱们种田之故。游牧民族是不大容易挨饿的。因为好歹有奶可吃。实在饿急了，拖一头羊出来宰了就是。所以游牧民族都比较乐观和潇洒。反正牧草不用种，牛羊也自己会吃，用不着操什么心，满可以悠然地骑在马背上，唱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咱们农业民族就麻烦多了，得等庄稼熟了以后才有饭吃。从春耕、夏耘到秋收，那日子是何等的漫长。这当中，就保不定哪天要饿肚子。何况还有灾年，哪能年年都风调雨顺？洪灾、旱灾、风灾，防不胜防。眼看麦子熟了就要开镰，一场冰雹砸下来，就会功亏一篑颗粒无收。所以农业民族就会有一种“忧患意识”，老担心哪一天会没有饭吃。

这就不能不把吃饭看得很重了。

事实上吃饭在中国，从来就是头等大事。既是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民众的头等大事。中国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吃了没有”；而中国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也往往就是吃，或为吃做准备。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一件不是吃？即便在全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今天，党和政府也一再强调“省长要抓米袋子，市长要抓菜篮子”；年节时期的食物供应，更从来就是媒体报道的新闻热点。

一　民以食为天（4）

其实，在中国，吃饭不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一项基本的权利。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宰相可能被“廷杖”，县太爷也可以随便打小民的屁股。臣民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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