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亮了,观众该行军了。还有时演着演着,“嘭!嘭!”敌人打炮,赶快演完,演完收拾起来,我们也跑了,那时候搞工作很有意思。
我是1941年回“西战团”的。“西战团”的政委去找我。他化了装,扮成老百姓,跑到我们住的村子里,也不去找领导,就住在村子里。
我一出来看见他说:“嘿,你怎么来了?”
“你别吵,跟我来。”他说,“你赶快跟我回去,咱们逃回去。”
我也正想回去。我说:“走。”我跟“西战团”有感情了。他带来一大堆信,每封信都是骂我的,什么都有,有的甚至骂得很难听:“凌子风,你做官,当了社长就不回来了。”
我说:“我要回去。”回去找剧社领导谈判,结果领导说:“听凌子风的意见,他要走就走,要留就留。”这边说:“你要跟我走。”那边说:“你不要走。听我一句话。”
回去以后,在“西战团”我们又搞武工队,演了好多戏,还办了好多期农村艺术训练班。我们办了晋察冀乡村艺术干部学校,我当校长,培养农村剧团的导演、演员、剧团干部,办得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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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雕刻中国第一枚毛主席像章(1)
在敌后活动到1944年我们又回到延安。
我们沿途行军,一边行军一边演出,走到哪儿演到哪儿。每天要走六十里,从河北走到延安要一个多月。
有一件事情可以谈谈。王昆生孩子,夜里头走到一个高山顶上,肚子痛,要生了,这可怎么办?在高山顶上,又刮着风。我们就把皮大衣全都脱下来。大家拿着皮大衣,六个人围一个圈就是一个帐篷,顶上边再盖一个大衣。我们有一个男卫生员,平时给上点二百二,吃点奎宁。他给接生,就在草地上。夜里,而且是在敌战区,不能点灯怕被敌人发现了。当我们听到孩子哭了,哎呀,这个心情啊,高兴极了。完了以后,一个人拿着大衣把孩子一裹,王昆往背上一背,下山了。下山以后,我们还要行军,王昆不能带着孩子走,坚壁在老乡家里。
我们到延安以后,差不多两个月,她一个人才回来。听说我们把她留在老乡家了以后,她得了产后热病,村子里的支书到敌占区的县城里给她请中医,看病、吃药把她救活了,但是孩子死了。等到回来的时候,她是一个人回来的,那种生活是很苦的。
郎宗敏也有个孩子,回延安时要我们轮流给她背。有一次我背着她的孩子过山西。山西有个高山叫骆驼岭,像驼峰一样高。我背他的时候是春天,拿我的被子包着。那天夜里,下小雨,棉被越来越湿,也越来越沉,我手扒着山上的草,脚底下站不稳,就这样你背一段,我背一段,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后来我就得了一个病,一直到现在都没法治。背着他走路,衣领都翘起来了,雨水落在脖子里,回延安以后没多久我就发现我这儿痒,一抓没有激灵,到医院用针刺也没有激灵,那地方的神经坏死了。左手后来也有点酸麻,直到现在没法弄,落了这么一个病。
我们这些老战友,确实是同生死共患难,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创作,合作得很愉快、和谐。非常想念这些老同志,有时真的感到比亲人还要亲。
凡是在北京有什么会议,他们总要到家里来。有一次来了好多人,吃点,喝点,玩玩,吹吹牛皮,都在我这儿不走了,就睡在地板上。晚上洗脚,拿了一个大澡盆,围了一个圈,五六个人都脱了鞋洗脚,你搓搓我的脚,我搓搓你的脚。我的女儿在门那儿扒着门看,看爸爸和叔叔、伯伯们洗脚,挺好玩。
等他们走了,第二天,我女儿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我这才知道什么叫老战友。”很有感触。
1944年,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做了一些演出。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农村生活了六年回到延安,带回很多前线的戏剧,在延安普遍演出,影响很好。特别轰动的有一个戏叫《把眼光放远一点》,作者是胡丹佛,我演老大,陈强演老二,李百万演儿子。还演了《粮食》、《纺棉花》等很多戏,带来了新的气象。
后来西北战地服务团解散合并到“鲁艺”了。我在“鲁艺”戏剧系教书,同时也演戏。演了一个戏叫《前线》。《前线》是苏联考涅楚克写的。我演柯尔罗夫,王大化演奥格涅夫,导演是舒强(据查是王滨、沙蒙,舒强是演员,可能记忆有误——整理者)。
我记得在“鲁艺”演了几个戏,《前线》是一个,还有《把眼光放远一点》、《前方在演戏》。《把眼光放远一点》,萧三还给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延安这个时期,我除了教书以外,演了几个戏,还排了几个戏,有一个剧本叫《粮食》,陈荒煤编剧,我导演,演员是田方。
有一天我正坐在小板凳上排戏,排着排着有人说话,哎,哎,这个样子,怎么怎么。一看是总理,坐在我旁边,导演开了。我很激动,站起来。他说:“还是坐着好。”坐在那儿聊天,他说,他演过戏,在南开的时候,男扮女装。我不是雕毛主席像章吗?原底让总理拿去了。
总理说,你这个像雕得很好,把主席的气质雕出来了。你能不能给我看看原底?我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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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雕刻中国第一枚毛主席像章(2)
我那是在一块碎砚台上雕的,然后翻砂。总理看了说,很好,你能不能送我?我说可以。他说,你给我刻几个字吧。我说算了,不用刻,你知道我雕的就行了,不要留名。
这个原底在哪儿现在没找到。总理经常跑“鲁艺”,看看,聊聊,谈谈,他有这个传统。进城以后,他也跟艺术界来来往往比较亲近,有时到“人艺”、“青艺”去。
在延安的时候,我还参加了秧歌运动,记得跟李波演过《打花鼓》,跟王大化演过《兄妹开荒》,跟于蓝演过《夫妻识字》。
1945年日本投降。有一天,我正在房子里,听见外面在喊:“噢——”我就往外跑,有一种恐惧感,因为窑洞有时塌方,很可怕。金紫光的夫人就是在窑洞里砸死的。两人晚上睡觉,听见外面土方在掉,就跑出来,刚跑出来,他夫人觉得不对:“我得回去拿衣服。”女同志穿短裤不行,刚进去拿衣服,坏了,塌了,山也塌了,砸死了。第二天把大山刨开,才找到人。
所以我一听见外面喊叫以为是塌方,正在这时王大化跑进来,抓住我就打,我也不知怎么回事。
我说干什么?干什么?他也不说,疯了,最后说:“日本投降了。”
我们马上跑出去。哎呀,“鲁艺”那个院子里,四个人一排四个人一排在一起跳,拿着火把围着场子转,游行,很多人。有的人正游行着就倒了,嘴里吐白沫,激动的。
游行完了我们马上出去宣传抗战胜利。“鲁艺”在桥儿沟,旁边有一个小饭铺,这个卖面的喊:“吃面!吃面!吃面不要钱!”他也很高兴。
我们到新市场扭秧歌。新市场卖果子。卖果子的把一筐果子倒在地下,满地都是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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