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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料 北宋党人事件（第1页）

——兼述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历史

宋史·蔡京传》载：“时元祐群臣贬窜死徒略尽，京犹未惬意，命等其罪状，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大碑，遍班郡国。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宁、绍圣之政，则又籍范柔中以下为邪等，凡名在两籍者三百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

《宋史·蔡京传》中所列蔡京的“党人籍”问题，是蔡京被定为“奸臣”的一大主要“罪状”。这一罪状指责蔡京的以下四个方面问题：一是宋哲宗元祐年间的群臣被贬官放逐、死亡殆尽，而仍然下令列等他们的罪状；二是将以司马光为的群臣指为“奸党”，又刻立元祐元符“党人籍”石碑于文德殿门内，还亲自书写成大碑文字，颁全国各州郡；三是把在元符末年上书批评熙宁、绍圣新法政事的范柔中以下许多人列为“奸邪”；四是禁锢被列入两个党籍的3o9人的子孙，并且不准在京城及附近州县为官。

现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依照时间顺序，列述《宋史·蔡京传》中“党人籍”事件始末的一些主要史实，兼述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历史，供方家研究分析，弄清事实真相。

一、元祐、元符“党人籍”事件的始末

《宋史·蔡京传》所说的“党人籍”事件，有其生与展的过程。它始于宋徽宗元符三年（11oo），生在宋徽宗崇宁三年（11o4）六月，于政和三年（1113）八月结束，历经13年又八个月。

元符三年（11oo）：（一）皇太后向氏听政，元祐党人复出，守旧派势力扩大；（二）清除朋党，革新派残遭贬窜；（三）蔡京被逐出朝廷，贬任地方官，又撤销官职。

正月十二日，宋哲宗驾崩，宋徽宗赵佶继位，皇太后向氏垂帘听政，共同处分军国重事，先后召回并重用一批被贬逐的守旧派大臣担任朝廷要职，并追复已故的守旧派重要人物官职，被时人称为“小元祐”。

二月二十一日，新委任的通议大夫、吏部尚书韩忠彦（系驸都尉韩嘉彦之兄，元祐年间曾任知枢密院事）升任门下侍郎；四月初八，又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十月初四，再升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自三月起，经韩忠彦等人推荐，陈瓘、邹浩、龚夬、张庭坚、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陈次升、陈师锡、张舜民等元祐党人6续进入台谏。如：三月初七，召用权遣卫州陈瓘任左正言，监袁州洒税邹浩任右正言，知洛州龚夬任殿中侍御史；四月初八，礼部尚书李清臣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蒋之奇为同知枢密院事；十一月十六日，观文殿学士安焘为知枢密院事；十一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范纯礼为尚书右丞。

四月二十一日，苏纯仁、刘奉世、王卖见、韩川、吕希纯、吴安诗、唐义问、王钦臣、杨畏、吕陶、张来、刘当时、吕希哲、吕希绩、贾易、刘唐老、黄隐、晁补之、黄庭坚、苏轼、苏辙、刘安世、秦观、程颐、郑侠等25人恢复职位，或调回内地。

韩忠彦、翰林学士曾肇（曾布之弟，因避嫌出任陈州知州）、张庭坚进言说：“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甄复，不有追复，孰慰幽魂？”于是，五月二十二日，下令给予已故的元祐党人文彦博、王王玉、吕大防、刘挚、韩维、梁焘、司马光、吕公著、孙固、傅尧俞、赵瞻、郑雍、王岩叟、范祖禹、赵彦若、钱勰、雇页临、赵君锡、李之纯、吕大忠、鲜于亻先、、孔武仲、姚面力、盛陶、赵、孙觉、杜纯、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张茂则、高士英、孙升等33人，给予追认恢复官职。五月二十五日，又下令归还司马光等致仕遗表恩泽。

元祐党人的重要人物苏纯仁与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6佃等人提出实行“清除朋党，结束党争”的策略，在元祐党人的势力逐渐得到扩大的情况下，便借机“迫不及待，里应外合”地贬窜章惇、蔡京、蔡卞等一批革新派人物，并想再次变更已在绍圣年间（1o94——1o97）至元符二年（1o99）恢复施行的熙宁、元丰新法。

四月二十七日，宋徽宗下令撤销编类臣僚章疏局。第二天，吏部侍郎徐铎把已经编辑成书的臣僚章疏全部上交。辛酉，韩忠彦进言：“章惇当了宰相后，专门设立了机构，将臣僚所上奏疏分类编排，挑出语言相像的，指控他们为诽谤，先前应诏上章疏的人大多数都受处罚。”韩忠彦希望立即下诏撤除编类局，把所有编集的文书，都收到宫里去。中书舍人曾肇也说：“自绍圣二年冬设立编类局至今，已经有五年。”“编写一千九百册”“现在编录章疏既没有祖宗先例可循”，而且还限定编录的章疏是“元丰八年五月以后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结束。”曾肇请求把中书省和枢密院的登录人员等全部撤免。宋徽宗赞同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当时，守旧派台谏官丰稷、陈师锡、陈瓘屡次弹劾章惇。陈瓘说章惇“独宰政柄，尾八年，迷国误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业归一身。”有的说章惇“担任山陵使职不称职，致使哲宗的灵车陷在泥中不能行走，露宿于野外。”又指责章惇在确定皇位继承人时曾说“端王（即宋徽宗）为人轻浮，不能让他君临天下”。因此，章惇被迫先后5次上表请求辞去政务上越州。九月初一，宋徽宗以章惇“扈从灵驾没有尽职而”被罢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职务，以特进、改任越州知州。陈瓘、李清臣等人认为这样对章惇的“责罚太轻”，又提出“章惇在绍圣年间设立审查元祐诉状局”，编类元祐党人章疏，对元祐党人施以“残酷刑罚”与贬窜，受害者一千余家，应当加重依法。论处，十月初三遂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并罚令潭州安置。当时审查局的审查官安惇、蹇序辰也同时被取消入仕资格归里。

三月十八日，在曾布与韩忠彦的排挤下，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兼侍读、修撰国史的蔡京被以曾经依附章惇支持恢复熙宁、元丰新法而罢去职务，诏令为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两个无实权之虚衔，并逐出朝廷出任太原府知府。三月十九日，曾布竭力在徽宗面前攻击蔡京、蔡卞“心怀奸谋、危害朝政，党羽遍布朝廷内外，善良之人誓不与他们共事”“若留蔡京不出京师，自己就不能安位。”当时，因皇太后向氏认为《神宗实录》被元祐朝篡改毁坏，现在更难易换他人修撰，所以于四月初二又诏令蔡京仍旧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暂时留在京城负责继续编修。

此后至九月间，守旧派的殿中侍御史陈师锡、龚夬与台谏左正言陈瓘、御史中丞丰稷等人又相继弹劾蔡京“迷国误朝”“锐于改作”“治理文及甫狱案以报私仇”“结交内侍太监希图大用”等，要求“正蔡京之罪”，但均未被徽宗马上采纳。当蔡京修撰完《神宗实录》后，即于十月初三被贬降为端明殿学士、任永兴军知军。十一月初一，在蔡京未前往赴任时，又下令改蔡京任江宁府知府。这时，侍御史陈次升进言：蔡京“顷在翰苑，倚势作奸，自除边帅，即怀怨望，臣僚屡有弹奏，不蒙显谪。今除知江宁府，仍领端明殿之职”，要求“重行黜责，以示至公”。陈师锡等人也弹劾蔡京“罪大责轻”，且“抗旨不尊”，拖延时间不去赴任。因此，蔡京旋于十一月初五被撤销江宁府知府官职，而降任提举杭州洞霄宫的宫观闲职，令其居住杭州，并以3o个月为任，以示惩罚。

五月，殿中侍御史龚夬说蔡卞（蔡京之弟）“侍奉君上不忠，内怀奸心”，要求给予“黜贬惩罚”。台谏官陈师锡、陈次升、陈瓘、任伯雨、丰稷、张庭坚又接连弹劾蔡卞，说：蔡京、蔡卞“互相勾结作恶，迷惑国家，贻误朝廷”；在绍圣、元符初时，章惇和蔡卞“窃用耍弄权柄，陷哲宗皇帝于有罪过的境地”“为害甚大，乞正典刑”。五月十九日，蔡卞被罢去尚书右丞职务，出任江宁府知府；比部员外郎董必，出任兴国军知军，知无为军舒亶降任监潭州南岳庙，他们都被认为是蔡卞的“同党”。九月二十一日，蔡卞又被撤免原职，改任提举洞霄宫闲职，限令太平州居住；成都府知府路昌衡、郓州知州吕嘉问，都改任分司南京，罚光州居住；张商英由中书舍人贬为龙图阁侍制、河北都转运使；范镗由给事中贬为龙图阁侍制、瀛州知州同。因为他们都被作为章惇、蔡卞的“同党”而同时撤职。后来，一些辅政大臣提出对蔡卞“处罚太轻”，陈次升说“蔡卞所作的坏事，不在章惇之下”，于十一月初五被降贬为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仍旧罚太平州居住，旋即改罚池州居住。

七月初一，宋徽宗尊奉皇太后向氏诏命，停止共同听政。七月初三，知枢密院事曾布主张兼行“元祐”与“绍圣”的施政方针，让改革派（新党）与守旧派（旧党）同执朝政。曾布对宋徽宗说：“一边不能重用苏轼、苏辙，一边不能重用蔡京、蔡卞”，因为他们“各怀有私怨，互相仇视加害”“只要别让这两派得势，天下就太平无事”。十月初九，曾布升任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知陈州曾肇写信给曾布说：现在担任辅政大臣、侍从官员、台谏官员的，还有不少都是曾经给章惇、蔡卞效力的人，一旦形势和现在不一样，他们先肯定要推出章惇、蔡卞，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十一月二十九日，侍御史陈次升进言说：曾布在枢密院任职时，迎合附从宰相韩忠彦，大肆动边境战事。近来担任宰相又专擅权力，轻待同列官员，自作主张，提拔亲友，任用门生，要求依法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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