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不知怎么着我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并回忆起在当年老宅的西厢房里,曾保存过一小皮箱子的像章,只是搬家的时候连同那些搬不走的旧家具一起,都留给“继往开来”的新住户了。
二饼成了“特嫌”
在像章那些光怪陆离的记忆之外,我好像还曾经参与过另一次关于领袖像的“虚幻体验”。
突然的有一天,胡同里家家户户都争先恐后地跑出去买毛主席像,新华书店的门前就又排起了“长龙”。其实家里边该挂的地方都挂上了,干吗还要半夜起来排队抢购呢?这里边可就有了说辞。也不知道是谁先“发现”了个“秘密”,说把这种最新印刷的毛主席像卷起来,贴在耳朵上,您就能够听到“山呼海啸”般的“毛主席万岁”声,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瞬间掀起了抢购的风潮。
您就瞧吧,满大街的人都把新买到的主席像卷起来当“听筒儿”,一个个歪着脑袋,聚精会神。突然就一蹦老高地、激动万分地大叫:“我听见啦!我听见啦!——毛主席万岁!”
这事儿可不是天方夜谭,可不是瞎讲故事耶!那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就“听见”过,而且“听”得是热泪盈眶。当我把那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印刷品卷起来,小心翼翼地贴在耳畔,顺着耳鼓里一阵阵“嗡嗡”的似天籁之声,使劲儿地、再使劲儿地听下去,真就听见了好像人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发出的欢呼声,于是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了。
几天之后,忘记是在个什么场合,看见二饼正给一群人讲解“声学原理”,他认真地告诉大家:您听到的“毛主席万岁”声,这不过是“声音”在我们脑海里产生的“虚幻”,不信您拿任何的东西卷起来听,都能听见您想要听到的“声音”。说着话他就用报纸、杂志卷起来让人听,嘿!还真就像他所讲的那样,连骂人的话儿只要您想听都能听得出来,心里头“想”什么听筒里就给您“说”什么呗!于是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暗自就说了:嗨!咱们整个不就是一群二百五吗?
不久之后,“会喊万岁”的画像风潮就过去了,但却给二饼招来了塌天之祸,这个华侨出身的“四眼儿大花猫”,一定是脑子里进水了,本来您的成分就不好,吃饱了撑的没事儿给人瞎讲哪门子“声学”呀,这回踏实了吧?造反派说你“别有用心”。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背上了一个极端腻歪人的罪名:“特嫌”(特务嫌疑)!
“特甜”的事儿一般人肯定是够不着的,摊上那“特酸”或“特辣”的事儿也还能凑合撑着,最怕的就是“特咸(嫌)”。每次二饼挨完了批斗以后,就唉声叹气、嘀嘀咕咕:“唉!特嫌呀特嫌!还不如他妈直接给我打成特务呢!抓起来也好,枪毙了也罢,它好歹是一锤子买卖。现在你们给我来了个‘小孩儿花钱——零揪儿’。”
二饼被看管起来了,除了参加大小批斗会之外,还每天都要在我们这条胡同里扫街。到了钟点,他先得到各家各户给人家扫“门道”,这事发生在建平死后的第二年,所以一看见二饼我就想起了他侄子建平。因此,凡是二饼敲我们家的门要给我们扫门道的时候,我就大声地喊:“扫过啦!”二饼也大声说:“得嘞,明儿个你们可得留着让我扫!”然后朝我憨憨地微笑。在他身后的不远处,溜达着一位提着条“武装带”的红卫兵。
我说过的,在我们这条胡同里,也有一些坏小子,我挺相信有这么一句老话儿,叫“胎里坏”。这伙人偏偏要在太阳落山以后的黄昏时分,把二饼叫出来,逼着他给他们扫门道。这时候胡同里的路灯尚未点亮,那门道里便是漆黑一片,二饼被人驱赶着,手里拿着个破扫帚疙瘩,一下一下地在地上划拉,为了能看清楚点儿,他的脸都快贴着地了。有人在他刚扫干净的地上又扔了个烟头,就骂道:“嘿——嘿!你他妈糊弄事儿是不是?”照例就又有个红卫兵走过来了,二饼赶紧嗫嚅地说:“您瞧,我怎么就没看见呢,我给您再扫一遍。”然后就又扫了一遍,末了,还得用手把那烟头捡起来。
我看着二饼那虾米似的身材,在影影绰绰的灯影里前后晃动,心里边好不是滋味,他那嗫嚅的声音和笨拙的身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晚上回来一闭上眼睛就是“这出儿”,于是就又想起了建平,就不住地要哭,就怎么着也睡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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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愧疚
“二饼事件”把这条胡同里的人吓坏了,我父亲出来进去表面上平静,但内心里却翻江倒海,战战兢兢,生怕哪天二饼会突然站出来“揭发”他点什么,譬如我们家那西厢房里“曾经的秘密”。
于是,凡是能表现自己是“革命左派”的地方他全都“表现”出来了,比如带大号的主席像章、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连排队买烟的时候都掏出“红宝书”,一个劲儿的如饥似渴,对二饼其人更是“退避三舍”……
接下来有那么几天,我爸就眉头紧皱,跟我妈嘀嘀咕咕。那结论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别等着让二饼给咱们家揭发个底儿掉,赶紧“表态”吧!于是,他就笔走龙蛇地写了一张大字报,大概意思是“陈××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彻底交代自己的‘特务’罪行”。
那大字报写好之后,就贴在了我们家门口的墙上,为了能粘得尽量牢固些,我爸还用了一斤“富强粉”熬糨糊,因此这大字报就跟膏药似的,真在墙上挂了好几天。
后来,二饼被红卫兵押着,来到我们家的门前看大字报,他始终是沉默不语。我爸则跟作贼似的,从街门塞报纸、信件的“邮孔”向外边偷窥,那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想来个中滋味恐怕很是不好受!
再后来,就是这对“肺痨”各自经过了近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在北京一家不起眼儿的医院里竟不期而遇。记不清我爸是第几次因为“吐血”住院,而二饼则已经是肺癌晚期,以医院为“家”了。我爸当时肯定是想“躲”来着,但却躲不过去,两位面色跟纸一样惨白的“难兄难弟”,终于坐到了一起。
二饼自始至终只字没提当年我爸的那张大字报的事儿,倒是饶有兴致地没完没了地追问我们家西厢房里那些鼻烟壶的下落。苍凉憔悴的脸上,依旧浮现着“灿烂”的笑容。
几天以后,二饼在这家医院里孤独地咽气了。
那天我爸被我搀扶着,大口地咳着鲜血,踉跄地来到二饼的病房,为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并喃喃自语:“好人……好人……”然后就哭了,大滴大滴地掉眼泪。回到自己的病床上,我爸极度虚弱并抑郁地对我说:“老陈的今日,就是我的明天……”
果不其然,仅一年多一点儿的光景,我爸便步二饼的后尘而去了,走的时候那遗容和二饼出奇的相似。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天国”里,父亲一定会对自己的这位“特嫌”朋友解释,解释当年为什么会写出了那张昧良心的大字报,并且一定会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向他做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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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的耳朵
1968年底,我母亲去了“五七干校”,这一年我刚刚十岁,怎么能不想妈呢?想妈实在是想的急了,就“投奔”了姥姥家。
我姥姥是最疼我的,瞅着我这个缺温少暖的小瘦干儿狼,老太太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了,然后说:“今儿个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咱们烙韭菜合子,敞开儿吃,管够!”
韭菜合子烙好了以后,先得给我姥爷端过去一盘,我姥爷这时候已经快八十岁了,是耳聋眼瞎的,整天坐在一张被改造过的破太师椅上,没事儿就打盹儿玩。
姥姥家住的是个大杂院里的头一家儿,街坊四邻们出来进去的没事都爱跟我姥爷逗闷子,知道他耳聋就故意大声冲他喊:“刘大爷,吃了吗您哪?”我姥爷就回答:“啊?几点啦?快八点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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