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吴宓原本就答应妹妹要回陕西,但是有人捉弄他说:“你吴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门而入,要你拿出钱来,没有的话,就要杀你。”闻听此语后,无论妹妹吴须曼如何劝说,他都不愿意回老家,直到他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吴须曼去接吴宓时,他唯一的钱就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只好预支工资购买车票,行李却很简单——一个旧木箱,除几件衣服外,就是几包日记和残缺不全的一些文稿。
吴宓回到老家,暂住在面粉厂吴须曼的宿舍里。之后租了一间民房住下来,吴宓每次吃饭时总要问:“还要请示吗?”吴须曼告诉他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都不请示了。”
经过一段时间调养,吴宓病情渐渐好转,由人搀扶着可以下床在院子活动。精神状态好时,他便给妹妹和小外甥女讲自己儿时的往事,讲留学美国的和欧游的感受。在往日美好的回忆中,寻求风烛残年时的心灵上的安慰。
1977年,高考恢复。在吴宓的影响和鼓励下,他的外甥女决定考大学。于是吴宓便以仅有的那份精力为小外甥女补课。
1978年1月14日,吴宓忽然食量大减,第二天只能喝几口牛奶。随即吴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弥留之际,吴宓仍无法驱散在西南师院那段疯狂岁月里被残酷折磨时留下的阴影,他大声叫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17日凌晨3时,吴宓先生离开这个他热爱却又让他痛苦的人世间。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妹妹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评析】
温源宁这样评说吴宓:“一个孤军奋战的悲剧人物,然而,更可悲者,则是吴先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个性。他自认是一名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但他的气质却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他的纯真和诚恳,任何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惟独他自己却看不到。”
钱钟书在书评里写道:“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
没有哪个正常人能像他那样拥有两颗心灵,尽管一位正常人也会出于实用目的而良心不安,但精神上不会有冲突。他的心灵似乎处在原始浑沌的状态,以致不能形成任何道德差异——又湿又粘的泥饼是不会被缺乏智慧的灯火烤干的,与其说他的心灵没有开化,倒不如说没有个性。但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乱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因为他失去了天堂,没有一个夏娃来分担他的痛苦、减轻他的负担。隐藏于他心理冲突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无疑是当代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他通过写诗来寻求解脱……”
季羡林曾评价吴宓:“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赵瑞蕻在《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文中说:“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卜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珂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
易社强评价吴宓:“在他钻研的各个领域,吴宓都不愧是个博学的怪才,而学识渊博、性情怪僻是文科教授的显著特色。他集思想的多样性与人类的感性于一身,展现了联大的最大特色。”
叶兆言说:“吴宓不是一个豪爽的人,且毫无幽默感,但他却是大度、真诚的君子。”
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苏光文教授认为:吴宓作出了三大突出成就,一是作为中国20世纪比较文学的奠基人,把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带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新领域;二是在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期间,培养了诸如钱钟书、季羡林、徐中舒、高享、许国璋等一大批同样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学者;三是,主持创办了《学衡》杂志,形成了现代文化史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学派“学衡派”。
六、钱穆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曾任新亚书院院长。〕
【潜沉】
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入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却坚持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少时,钱穆就读于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当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07年,钱穆升入常州府中学堂。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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