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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百川入海殊途同归谁之现代谁之世界（第1页）

“现代化”和“现代世界”是观念史上最混乱的概念之一，像一个伸缩性极强又没有固定形状的橡胶口袋，可以包含任何相互矛盾的内容。这种题材的作品很容易汇聚大批劣质作者，后者以为题材的模糊性来掩饰自己头脑的混乱。对于真有所见的作者，只要弄清他们心目中的“现代化”和“现代世界”是什么意思，剩下的内容就可以迎刃而解。简单粗暴地说，这个题材只存在两种解释：不是西欧中心论，就是反西欧中心论。作品如果不能纳入二者之一，就证明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艾伦·麦克法兰（AlanMacfarlane）《现代世界的诞生[17]》选择了一个误导性的书名。从作者的宗旨看，本书显然应该命名为“英格兰如何塑造现代世界”。他不仅是西欧中心论者，而且是英格兰特殊论者。他的“现代世界”等同于“英格兰传统”，早在中古时期已经蔚然可观，而世界其他地方，即使在近代都不存在。英格兰是世界的种子，西欧和全世界的现代性都是她的苗裔，现代人都是英国人。她相当于人类起源的“非洲夏娃”，她的子孙取代了爪哇猿人或北京猿人的子孙，现代人都是非洲人。

麦克法兰的关键词是“分离”。“分离”在他的体系中，重要性相当于“科层”在马克斯·韦伯的体系中：“旧制度将生活中互不相干的领域混成一锅粥。在部落社会，亲属关系作为调节器，将所有人团结在亲属关系之内。在农民社会，社会与经济不分彼此，宗教与政治不分你我，那里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和村庄共同体，上面覆盖着一层有文化的统治者。相反，现代社会对不同领域进行了深入划分，致使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亲属关系、宗教还是其他——能够提供一种基础性原则。正是这种开放性和多股力量的角逐，引发了现代社会的动力。一旦某个文明只留下单一基座，该文明多半会走向僵化。”

“分离”产生于11世纪的英格兰，伟大的传统从未中断，个人主义、私有财产和市场体系与英格兰习惯法互为表里。所谓“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其实就是英格兰封建自由的本来面目。从大宪章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全世界大多数地区称之为“现代”，无非因为他们只能从外界引进业已成熟的现代性。早在1978年，麦克法兰就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些理论。本书是一系列零散专题文章的合集，论系统性其实不及前书。读者如果不了解前书，可能会对本书提出一些非常低级的质疑。例如，中学教科书不是说过，私有财产产生于16世纪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前书。柯克、梅特兰（Maitland）和斯塔布斯（Stubbs）一直将财产权视为日耳曼习惯法和封建自由的固有成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英国史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将“光荣革命”视为“光荣复辟”，实际上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支持麦克法兰的主张。麦克法兰本人却没有这样做。他明显偏重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视角，因此经常不得不以薄弱的证据支持敏锐的洞见。他最有力的证据本来应该来自宪法史、制度史和区域研究，但这些领域不是他的强项。

1978年以后，麦克法兰开始接受并滥用日本史家速水融“勤劳革命”概念。速水融的意思是：水稻种植区走进了劳动密集型增长的死胡同，增加的人口消耗了增加的产量，因此东方经济发展没有促发西方那样的近代化链式反应，后者的特点是增加的产量大大超过了增加的人口。彭慕兰（KennethPomeranz）运用逆向思维和外行的胆大妄为，发明了“大分流”概念，支持与原作者相反的主张：东方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近代化的革命意义名过其实。目前坊间流传的“大清GDP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之类故事都是彭慕兰学说以讹传讹的结果。专业经济史家（不幸他们在中国的知名度远不如彭慕兰）对他的咆哮如果翻译成白话文，就会是这样：“他是什么东西？他从哪里冒出来的？他怎么敢这样？”

麦克法兰居然也会借用“大分流”和“勤劳革命”概念，大概说明了学术界看似庄严，其实并不是不受时尚流行的影响。某个理论点在某个时间突然红起来或冷下去，并不比时装界的类似现象依据更多。不同之处在于，他把“大分流”放在加来海峡，将皮卡迪[18]和西贡[19]之间的人类统统打入“旧制度”范围。他的经济理论如果翻译成伊丽莎白朝华丽丽的语言，就跟沃尔特·雷利（WaterRaleigh）爵士和弗兰西斯·培根的颂词没有区别：强健、自由、勇敢的英格兰约曼农及其“丰裕革命”（效果大略相当于我们中学教科书上的“工业革命”，原因却不见得与工业有关）跟“负重驴子”及其“勤劳革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二者存在层次差别，正如狮子和驴子存在本质差异。他的核心要点比彭慕兰正确得多，因此从技术上讲没法反驳。我们可以在黑死病、敞田制、丹法区与苏格兰边区的细节问题上提出疑问，但不会影响论断的整体。至少英格兰东南各郡，早在地理大发现以前，甚至可能早在爱德华三世朝，就已经不在马尔萨斯门槛内。与此同时，东亚水稻种植区的总产量上升和人均产量下降并行不悖，在马尔萨斯陷阱内越陷越深。

全书在涉及法律和官制的部分最为薄弱，这一点非常可惜。因为英格兰习惯法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在太密切，资料又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考虑到作者的观念，他居然无法有效地加以利用，只能说知识结构确有偏差错位。他一旦进入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想的领域，立刻就恢复了良好的自我感觉，颇有彼得·伯克（PeterBurke）挥洒自如的风范。对此，我们只能说，麦克法兰毕竟还是披着历史学家外衣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软性”的材料更符合他的偏好和特长。新政治史和经济史是他的短板，但他的良好洞见往往能弥补弱点。攻击他的疏略是容易的，但这种攻击几乎不会影响他的结论。如果有一个知识全面的专业历史学家替他弥补资料的不足，他就是不可战胜的。

贝利（C。A。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20]》比较名副其实。他反对西方中心论，将现代性视为百川归海的全球性进程，影响是多元和相互的。一般来说，这样的著作很容易变成散漫无章的资料辑录，但作者对此似乎颇有警惕，因为他发明了自己的关键词——“标准化”。现代性意味着“标准化”的巩固和普及。“标准化”与韦伯的“科层”在很大程度上重叠，但适用范围更广，贯穿各种亚文化和职业团体。本书的实证研究具备年鉴学派的许多特征：强调全球各区域的共时性，认为整体史观是史学的基础，尤其重视观念史和文化史，将自然科学的工具和材料引入史学。

“多中心的历史进程”只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话语。作者承担了一项异常困难的任务——将东方从被动变成主动，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他只有依靠三种工具：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布罗代尔（FemandBraudel）的“世界时间论”、彭慕兰和弗兰克的东方中心论。后者除了蓄意歪曲和技术错误，确实没有任何内容。极少数经济史专家对待他们两位，就像医生对待街头的营养保健品酬宾会。然而，时髦爱好者和政治宣传家总是人数众多。贝利的反西方中心论迫使他以彭慕兰和麦克法兰都无法接受的方式运用了“勤劳革命”的概念，将西北欧、中国、日本、印度、非洲提高劳动强度的做法全部纳入“勤劳革命”范围，否定它们存在质的区别，而将工业革命列为全世界“勤劳革命”的共同产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华南水稻种植者和印度纺织工人的勤奋，英国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如果这种理论成立，同样的推论方式其实完全可以证明，如果中国人没有在山区种植红薯，美洲黑奴就不会在甘蔗种植园内受苦了。工业革命既然是全世界各文明的共同成就，黑奴贸易自然也是全世界各文明的共同罪恶。中国农民固然对两者都没有直接参与，但如果没有他们的间接支持，两者都不可能存在。

布罗代尔对本书的影响比较值得赞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位大师强调日常生活、政治活动、世界格局三个层次的划分，但从来没能解释清楚这三个层次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他本人的著作满足于分层次地罗列资料，把要害问题的解释留给了后人。然而直至今日，仍然没有任何传人光荣地完成这项宏大任务。大量罗列资料的做法同样有严重问题，不同资料的可信度相差甚远，可能应验了古老的笑话：如果你计算一头大象、三百只兔子和两千颗樱桃的平均重量，能否更加精确地判断中国皇帝鼻子的长度呢？资料的丰富程度和问题的重要程度从来不对等，可能应验了另一个古老的笑话：醉汉在路灯下寻找钥匙。虽然钥匙掉在阴沟里，但那里没有光；路灯下虽然没有钥匙，但毕竟有光。贝利并没有表现出他比布罗代尔更擅长应对这些难题。他试图证明欧洲中心论是现代化研究的歧途，1848年欧洲革命和同时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南亚武装暴动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历史是全球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但他辛苦搜集的材料与欧洲中心论者的材料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不能不严重怀疑：华夏中心论是东亚研究的歧途，苏州园林与北海道虾夷人的渔船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一切结果都与一切因素有关，那就很难判断甘地的素食主义到底是造就或损害了美国的大萧条，还是造就或损害了德国的集中营。你只要将相对主义引入历史，早晚免不了这种结果。

在世界体系的问题上，贝利实际上延伸了沃勒斯坦的理论。他将1800年以前的大西洋贸易和殖民主义称为“原始全球化”，将1780—1820年的“世界危机”视为现代世界的起点。他对“东西方平等”的前提如此执着，以至于为我们描绘了“共时性”的全球帝国共同衰落史，包括波斯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他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帝国过度扩张的结果，但他没有解释，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应该属于哪种情况，班图人和占城人有没有促成或阻止这种衰落。“世界危机”引起了“革命时代”。革命不是一国内部的革命，而是世界体系的革命，体现于英法争霸、殖民和结盟战略，结束于维也纳会议。然而，这又是一个非常“欧洲中心”的现象。如果造就现代世界的危机和革命体现于英法两国，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要么这是欧洲中心论的另一种表述形式，要么就是贝利忘了说明廷巴克图王国或布哈拉埃米尔国在这些事件中的共同作用或内在因果关系。最后，我们已经不再惊讶地听说，1900年，现代世界的效仿典范体现于日本而非英法。我们开始胡思乱想：或许，参加八国联军的日本军队在北京纪律严明，符合标准化的定义，这是现代性的体现；或许，日本加入国际警察行动，同时体现了东西方多因素的协同效果，这才是现代性的体现。中国人、暹罗人、越南人确实颇有模仿明治帝国的冲动，但俄国或阿根廷会模仿日本超过模仿英法似乎需要更多的说明。然而，贝利仍然无可奉告。他无可奉告的场合未免太多了一点，正如他乞灵于多因素解释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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