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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从古代中国到现代国家认同（第1页）

第一章多元脉络中的“中国”

古代史的许多概念已成常识，然而习以为常后，一般学人潜移默化，便不去推敲深究，比如中国、天下、中华帝国、王朝国家、朝贡体系等等，难道真是些不言自明的知识？当用这些烂熟的概念解释历史或运用于当下时，常常会遇到暧昧的困境。

我们是谁？何谓中国？何谓中华民族？中国是华夏，抑或包括蛮夷？华夏之天下等同于今日之世界吗？古代中国的认同，究竟以何为中心？以朝贡为中心的天下体系，真的是古代中国世界关系的全部？我虽不治古史，但在研习现代中国的时候，不得不回溯这些与中国传统无法剥离的问题，概念的背后是有争议的真实，有争议的真实背后，更是一个多元脉络的“中国”。

一、天下与夷夏

先从天下说起。何谓天下？在中国文化当中，天下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伦理秩序，又指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

列文森指出：在古代中国，“早期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比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1]作为价值体的天下，乃是一组体现了自然、社会和人类至真、至善、至美之道的价值，其体现在人间秩序上，便是一套文明的价值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2]国，不过是王朝的权力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礼仪秩序，不仅适用于一朝一国，而且是永恒的、绝对的仁义价值与礼乐规范。天下之价值来自超越的天道，而从西周开始，天就被认为内在的具有德性，而天道与人道相通，天意通过民意而表达，天下也就因此拥有了既超越又世俗的伦理价值。

天下的另一个含义是地理意义上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秦汉之后，在类似同心圆的“差序格局”中，中原王朝的天下秩序，由内到外，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层是大一统王朝直接治理的郡县，如汉人的主要居住区域即本部十八省；第二层是通过册封、羁縻、土司等制度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如明朝时期的西藏、云南和东北；第三层是关系或远或近的朝贡国，如朝鲜、越南、暹罗、琉球等，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化内之地；最后一层则是化外之地，即四周尚未开化、与中原王朝对立或没有关系的蛮夷。严格说起来，所谓的天下，指的是前三层。正如甘怀真所分析的那样：“天下是由中国以及与中国有朝贡、册封关系的域外国家所构成的政治系统”，“而这个天下也是‘汉字文化圈’”。[3]这个空间意义上的天下，始于西周，完成于隋唐，形成了以中原九州为中心、向东亚乃至世界呈同心圆辐射的结构。古代中国的天下空间，不像现代世界各国版图那样固定不变，内圈与外圈、化内之地与化外之地，经常处于弹性的变动之中，中心清晰，边缘模糊。在战国时代，天下只是方圆三千里的九州；而到了汉代，天下则成为包含夷狄在内、方圆万里的帝国辽阔之疆域。[4]

天下的政治秩序与宗法的家族秩序同构，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邢义田先生指出：天下的同心圆结构与周代封建的亲亲、内外完全一致，亲亲之义在差等，由亲而疏，由内而外，可以无限放大。天下由诸夏和蛮夷组成，中国在中心，可以推广到每一个角落，王者无外，进而天下一家，世界大同。[5]

与天下对应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夷夏。何为华夏？何为夷狄？它们在古代中国并非一种族性概念，乃是一种文明性分野。夷夏之间，所区别之处乃是与天下价值相联系的文明之有无。中国历代有明确的夷夏之辨、胡华之别。华夏是“我者”，夷狄、胡人是“他者”，但彼此的界限又是模糊的，可变动和转换，夷入华则华之，华入夷则夷之。夷夏之间，虽然有血缘和种族的区别，但最大的不同乃是是否有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礼教秩序。华夏的骄傲与自大，并非血缘性、种族性的，而是一种文明的傲慢，其对夷狄的鄙视，同缘此理。反之，如果胡人或者夷狄臣服于中原的礼乐政教，那就会被接纳为天下中国之一员，乃至成为统治者和皇帝，历史中并非个案。

天下是绝对的，夷夏却是相对的，所需要辨认的，只是中原文明而已。血缘和种族是先天的，不可改变，但文明却可以学习和模仿。因此，以华变夷、化狄为夏，不仅在中国历史中为常态，也是中华帝国文明扩张的使命所在。华夏是“我者”，夷狄是“他者”，但正如许倬云先生指出：在中国文化之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6]天下有绝对的敌人，即那些没有或拒绝接受中华文明教化的夷狄，此处需要夷夏之辨。但作为具体的夷夏，二者却是相对的，可以教化，化“他者”为“我者”。天下是普世的、绝对的，而夷夏却是相对的、历史性的。

由于中原的华夏民族没有绝对的种族界限，因此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通过迁徙、通婚和文化融合能够化周边的蛮夷为华夏。历史上夷夏之间、胡人与汉人之间有四次大的融合：春秋时期、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明代以及清朝。[7]在这几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过程之中，不仅有蛮夷被汉化的现象，也有汉人被胡化的反向过程。汉人本身是农耕民族，而胡人多为草原民族，农耕中国和草原中国经过六朝、隋唐和元清的双向融合，已有许多文化渗透，比如佛教原来就是胡人的宗教，可见汉族的血统里也掺杂了众多蛮夷的成分。夷夏之间，既有绝对的分别（有无礼乐教化），又是相对的过程（相互的融合与内化），随着每一次中原文化的对外扩张，华夏民族融合进了原来的胡人，使得他们成为新的一员。所谓天下，便是这样一个不断以夏变夷，化夷为夏的过程。

蛮夷又分为内蛮夷和外蛮夷，内蛮夷在中国疆域之中，外蛮夷则不属于中国，而是中国的属国。那么，天下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和世界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天下所蕴含的空间，要比地理概念的中国大。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明确主权、疆域和人口的民族国家；而古代中国虽称国家，却不是近代的民族国家，而是王朝国家。历史上的王朝经常更替，但始终存在一个超越了具体王朝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其不仅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连续性，更具有宗教、语言、礼乐、风俗的文明一贯性，这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就叫作“中国”。从地理概念而言，古代意义上的中国是指中央王朝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地域，既包括直接治理的郡县，也包括那些间接统治的册封、羁縻、土司之地。在中国的疆域之外，那些朝贡藩属国，如历史上的越南、朝鲜、琉球、暹罗（泰国）、缅甸、苏禄（菲律宾）等，虽然不属于中国，却是天下的一部分，通过朝贡体系参与进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

然而，在现有中国版图之内的古代历史之中，大部分时期不是只有一个王朝国家，而是有多个王朝政权。魏晋六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且不论，即使在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时期，于汉朝有北方的匈奴、鲜卑政权，于两宋王朝，有并存的辽、夏、金、元。我们所熟悉的二十四史，只是单线的、一元的正统王朝故事。但在其外，还有众多并存的王朝，他们同样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只是常常被忽略、被遮蔽。历史上的“中国”，具有双重内涵：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说，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王朝、多个国家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不同民族、地域、制度的王朝与政权之间，争夺的不仅是土地、人口和资源，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正统。谁占据了中原，谁就拥有了中央王朝的地位，获得了历史上的正统。而正统之所以重要，乃是与天下有关。不同于欧洲的列国体制，即一个上帝、多个国家，中国是天下大一统，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只有一个天下，而能够代表天下的，只有一个“奉天承运”的正统王朝，即一个天下，多个王朝。因此，无论是魏晋六朝，还是五代十国，不同的王朝都要争夺天下之正统。

那么，古代的天下是否等同于今天所说的世界呢？答案是否定的，二者有很大的差异。今天的世界，乃是由多个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组成，但在古代，所谓天下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古代中国人的世界，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一旦与自我无关，便不再关心，不再是天下的一部分。天下不等同于世界，只是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那部分世界，比如汉代人已经知道有罗马帝国，但不认为与天下有关。中国的世界秩序只在五服之内，五服之外便与天下无关。

这种自我中心论的天下观，是一种典型的“差序格局”，是内外有别的秩序。但这个内外，只是相对的，且富于弹性。只有相对的内外，没有绝对的敌我。蛮夷之国今天不属于天下的一部分，但明天臣服于中央王朝，来朝示好，便被纳入天下秩序。古代中国之天下，理论上是无限的，现实中又是有限的。在理想形态上，天下等同于整个世界，是普世主义的价值，但在现实形态上，天下又无法等同于世界，总是有着王朝国威无法顾及的化外之地，有着尚未被中原文明所教化的蛮夷。

二、没有国族认同，只有王朝认同

在古代中国人的“家国天下”之中，天下是最高的理想，不仅是适合华夏——汉民族的特殊价值，更是普遍适用于包括华夏、蛮夷在内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中国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天下即代表普世的文明，但文明只是灵魂，它需要一个结构性的肉身，那就是“国”。这个“国”，是与文明共同体相重合的政治共同体“中国”，但这个“中国”，并非有着明确主权、疆域和人民的民族国家，而是指前后相继、时而分裂时而统一的一个个王朝国家。古代中国人对抽象的“中国”之认同，乃是表现于对某些具体代表“中国”的正统王朝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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