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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1页）

我们的谈判一定要心胸开阔，不能狭隘。我们做出的安排要能促进世界的安宁。

——1972年4月21日，勃列日涅夫致基辛格

1972年5月29日，理查德·尼克松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历史上著名的克里姆林宫的富丽堂皇而又古老的圣凯瑟琳大厅举行了会谈，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文件，其中包括《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美苏关系基本原则”。这个隆重的场面是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的高潮，也是冷战开始以来苏联国际声望的最高点。

关于缓和的起源与意义，向来是众说纷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尼克松、福特和卡特历届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批评者，一直在抨击缓和，说它是对苏联的姑息养奸，是不道德的。他们还认为苏联是为了掩盖其四处出击以谋求军事优势的秘密计划，才打出缓和的旗号。缓和的支持者则辩称：在面临着核恐怖的世界中，缓和是唯一审慎的选择，是因冷战而被割裂的欧洲重新统一的唯一途径。近年来，由于苏联的解体，双方都宣称自己是正确的。批评者认为，里根执政时的重新装备和针对苏联的利益发动的全球性攻击，有助于克服缓和后遗症并确保西方的胜利。支持者则坚称，缓和对于结束超级大国间的对抗功不可没，因为它无意中导致了苏维埃帝国的“过度扩张”，并因此而成为苏联走向衰落和解体的因果锁链中的重要一环。

缓和研究一直主要是针对西方，对于苏联方面的了解则是粗略而不完整的。先前的缓和研究大大增进了我们对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政治状况和政策制定过程的实质的理解。不过，这些研究中的问题在于，原始资料不足以及在西方的解释与苏联的现实之间缺乏相关性。本章要尝试着阐明苏联行为的动机，特别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身边直接负责对外政策的那些人，对于从1968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的缓和政策的贡献。我将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就缓和与西方的关系而言，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中，主要的争论和动机是什么？对于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和美中恢复友好关系这些重大的新发展，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怎么看？当时美国似乎在走向衰落，而苏联在战略上是否打算对此加以利用？

要分析苏联的缓和之路，必须从那些必不可少的背景因素入手。其中包括：赫鲁晓夫之后的领导班子的集体思维；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1964年之后正统意识形态的回潮；以及在保守派与去斯大林化的新对外政策的支持者之间的持续的分裂。不过，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看法与态度，他的崛起和进入领导层，还有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观点。在他的领导之下，在短暂恢复强硬路线之后，克里姆林宫开始寻求与美国的和解以及在欧洲的缓和。

尼基塔之后的动向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的下台使得决定对外政策方向的大权落到了政治局的领导集体手中，这些人是斯大林去世后在党内崛起的第二个寡头集团。关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尤其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对赫鲁晓夫的虚张声势和冒险行为十分不满。政治局委员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DmitryPolyansky）准备了一份关于赫鲁晓夫所犯错误的特别报告，在其中有关对外政策的部分中，有下面这一段话：“赫鲁晓夫同志草率地宣布说，斯大林没有能够渗透进拉丁美洲，而他[赫鲁晓夫]做到了。但是，只有一个赌徒才会断言，在现代的条件下，我国能够给予该洲的任何国家以实际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导弹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它们只会把需要援助的国家夷为平地。而且，为了保卫某个拉美国家，如果我们率先对美国发动核打击，那我们不仅会成为反击的目标，还会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这份备忘录认为，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的行为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地位，损害了苏联及其武装力量的声誉。报告还简要地提到“苏古关系的严重恶化”。

波利扬斯基的报告借用了莫洛托夫在1955年反对新对外政策的许多观点。波利扬斯基拒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如果苏美达成一致，那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他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与美国的和解不现实，因为美国人“要争夺世界霸权”。其次，它错误地把英国、法国和西德只是看作“美国人驯顺的仆人”，而不是有着自身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按照波利扬斯基的看法，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是要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和与矛盾，以此证明美国在该阵营中并不是拥有霸权地位的大国，而且也没有权利假装着扮演这一角色”。

亚历山大·谢列平（AlexanderShelepin）是主席团中年轻的新贵。他在1964年10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面向赫鲁晓夫发炮，提出了这份报告中的许多批评意见。现在看来，当时只要赫鲁晓夫像1957年6月那样向与会代表呼吁，政治局的委员们就准备在中央全会上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公开发难。但这位苏联领导人不战而降了，全会在没有讨论赫鲁晓夫过往的对外政策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对他的免职决议。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表明的，新领导班子在外交事务上并没有任何共识。虽然他们都认为赫鲁晓夫的核边缘政策是灾难性的，但对于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符合苏联的利益，他们却未能达成一致。

对于外交事务，新统治者们甚至还不如十年前斯大林的副手们那样有信心。苏共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Kosygin）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iPodgorny），在国际事务或国际安全方面经验非常少。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国防部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以及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VladimirSemichastny）甚至连中央主席团的成员都不是，只能扮演政治上的配角。到1965年11月为止一直居于领导层的米高扬回忆说，“主席团的讨论水平明显降低了”，有时“讨论的是馊主意，而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有些人却不能理解它们的后果”。

苏联最重要的国务活动家这个角色，鬼使神差地落到了柯西金头上，而他只有国内经济方面的背景。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头三年，柯西金在国际上赢得了一些声望。从1965年8月到1966年1月，他成功地充当了已到了全面战争边缘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国际调解人。1966年后，柯西金成了军控问题的首席发言人。他履行自己的职责任劳任怨，但却没有热情，因为很显然，他从来没有培养起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柯西金有属于“红色主管”所特有的观点与信念——那是一群巨型工业企业的管理者，在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他崇拜工业和军事的力量，但也相信苏维埃体制的终极的优越性，相信苏联负有领导所有共产主义力量和进步力量，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道德使命。中苏关系的破裂令柯西金十分失望，而且还一度拒绝接受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在一个亲近的小圈子中说过：“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也是共产主义者。如果是面对面，很难相信我们无法达成一致。”

国际媒体和外国评论家此时关注的还有亚历山大·谢列平，他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就成了一个活跃的对外政策发言人。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很不相同的是，毕业于莫斯科哲学与文学研究所的谢列平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他钦佩斯大林的领导艺术，自己也拥有务实的名声。他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做过共青团工作，在赫鲁晓夫时期担任过克格勃主席，这使得他在年轻而野心勃勃的精英官员中拥有狭窄但却扎实的权力基础。有传闻说，在官员中有一个“谢列平派”。实际上，谢列平在各个精英圈子中的敌人都要比朋友还多。

谢列平、波利扬斯基以及他们在党内高层中的追随者，正如他们对赫鲁晓夫的行为的批评所显示的那样，一心想让苏联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重回一种带有更多俄罗斯中心论和军国主义色彩的革命与帝国范式。起初，在后赫鲁晓夫时代的领导层中，没有人打算质疑这一点。虽然他们中有些人曾经在1955年帮助赫鲁晓夫批判并打败了莫洛托夫的正统观念，但他们真实的想法却非常保守；对西方的敌意以及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的好斗的单边主义，成了他们的群体特征。

斯大林主义世界观以及革命与帝国范式，仍在牢牢地控制着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各位政治领导人。乌斯季诺夫、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新领导集体中的其他许多人，都属于曾经在斯大林时期显赫一时的那一代人。他们大多钦佩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领袖作用，完全认同1945年的胜利，支持冷战初期的动员和重新装备。他们自己依然忠实于斯大林的遗愿，要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把苏联打造成一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击中了这些人集体认同的要害，彻底危及了他们的过去，使他们的过去变得群龙无首，失去了神圣性。

斯大林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干部。他担心苏联以后的高级干部是否有能力在意识形态上起领导作用。用他的话说，取代并打败了老布尔什维克的统治阶层，太忙于“实际工作和建设”了，所以只是“通过小册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下一代党和国家的官员，按照斯大林的估计，可以说准备得还要差些。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靠小册子、报纸上的文章和语录成长起来的。“如果这样下去”，斯大林认为，“就会一代不如一代。这将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死亡”。斯大林认为，党的未来的领导人应当兼具理论上的远见和实际的政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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