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访问于2002年12月27日进行,地点在谢晋的上海办公室。
●──1949年之前您在上海和香港都生活过。能不能谈谈您的童年,还有成长过程中接触过哪些电影?
我出生在浙江的农村。祖父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小学三、四年级时日本人入侵东北,发生九一八事件,1932年又建立伪“满洲国”,扶植溥仪(1906—1967)的傀儡政权。之后又打到华北,拿下北京,那时候叫北平。1937年,日本人打到上海,我念小学最后一年。我们那时候才十二三岁,我父亲马上把我们送回家乡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人来说很短,美国人是从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才参加大战的,之前都在旁观;但对我们来说是整整八年的时间,跟你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了:我小学毕业那年战争开始,一直到念大学抗战才结束。后来我父亲调到香港工作,我们跟到香港。回来以后先到上海,再到四川省的重庆,当时中央政府迁到那儿,很多大学也都跟着政府搬到重庆去,我就到那儿念大学。
1930年代,我念小学的时候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候。我看了很多好电影,如《渔光曲》(1934)、《十字街头》(1937)、《马路天使》(1937),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电影。因为我母亲非常喜欢看电影,每个礼拜都带着我看两次电影,有时候礼拜天甚至看两部电影。所以我小学时看了非常多,这是我后来参加电影工作的原因。
在中国传统里,十岁生日是很重要的,我十岁生日的时候父亲和祖父送给我一柜子的书,那是中国最好的出版社出的,叫做“小学生文库”。所以小学时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我还看了《伊索寓言》、丹麦的《安徒生童话》,文学书看了很多。中学时代我开始看美国电影,抗战胜利以后看得更多,战时在重庆播放很多美国电影。1949年以后,美国电影没有了,因为中国和美国是敌对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看很多苏联电影。我最喜欢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在重庆的时候,我念的是戏剧,那时中国还没有电影学院。全中国艺术院校就三个,一个是音乐学院,一个是美术学院,一个是戏剧学院。我念的是戏剧专科学校,大学要念五年。从中学时候开始,我们就有很多宣传打倒帝国主义的戏,爱国情绪是从小就有的,因为日本人侵略我们,之后又发生南京大屠杀。我们跟现在年轻导演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经历过去跟现在的剧烈对比,但我们经历过那种国家耻辱,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很爱国。就像韩国人对日本人非常痛恨,因为韩国被日本占领多年。这种意识是我认为艺术家搞艺术工作最重要的。我常讲我的好友奥立弗•斯通(OliverStone),他拍《野战排》(Platoon,1986),描绘越南战争最杰出的一部戏,拍得非常好,有一回他在上海当电影节的委员,我是主席。他说他被征召入伍到越南打仗时二十岁,在那里两三年,好在没有死掉,回到美国以后,每天晚上都做梦,他说:“我每天晚上都梦到战场上我那些朋友,在我的梦里,他们逐渐死去。”我想这是艺术创作很重要的规律,所以他关于越南的电影非常精彩。我的作品也都一直在捕捉那种力量。我们这一代跟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不一样是因为生活经验不同。
●──当您决定走上电影这条路的时候,您家里并不赞成。您能不能谈谈从戏剧转到电影的经过,以及您家里的反应?
最早我家里那五百本书里,有本爱迪生(ThomasEdison)的传记。我从小就想做个发明家,父亲非常高兴,说这个孩子将来有出息。后来我看过两部爱迪生的传记电影,一部是米基•鲁尼(MickeyRooney)的《小爱迪生》(YoungTomEdison),演童年的爱迪生,另一部是《伟人,爱迪生》(EdisontheMan),史宾塞•屈赛(SpencerTracy)演成年的爱迪生。[2]都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看的,对我影响很大。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接受抗战时的教育。所有的歌唱队、戏剧队,都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所有的年轻人都非常激动。中学时代我就开始演话剧。我们中学里就有剧团,演独幕剧,很多都是老师编的戏。大学我念了中国唯一一个戏剧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这时学校已经从南京搬到四川重庆了。抗战八年,我在四川就待了六年,我的夫人也是四川人,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我们学校有当时全中国最好的老师,我最尊敬的老师包括洪深(1894—1955)[3],他是美国哈佛大学贝克教授(GeorgePierceBaker,1866—1935)的学生。我另外一个老师是张骏祥(1910—)[4],后来当了上海电影局局长,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还有黄佐临(1906—1994)[5],他的女儿是知名的第五代导演黄蜀芹。他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所以我们受到的很多教导都是西方的。还有一位是焦菊隐先生(1905—1975)[6],是舞台剧《茶馆》的导演,他是巴黎大学毕业的。我们的莎士比亚是曹禺(1910—1996)老师教的,《雷雨》的作者,他是教务主?,他最脍炙人口的《北京人》就是在我们学校写的。曹禺给我们上剧本课,介绍了易卜生(HenryJ。Ibsen)、莎士比亚、奥尼尔(EugeneO’Neill)、契诃夫(AntonChekov)等俄国、美国、英国的剧作家。我们毕业的时候演了很多易卜生和莎士比亚,还有曹禺先生的《日出》、《雷雨》。这些扎实的训练对我后来导戏、刻画角色性格帮助很大。这些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戏剧家,都在我们学校讲课,可以说我吸收的戏剧知识都是当时国家最好的戏剧家传授的,前后有五年的时间。所以为什么我的电影故事性、戏剧性比较强,跟一般美国电影不完全一样,原因就是我是学戏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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