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表示此举是出以公心。
张居正看了题目,不禁愕然,问:“奏本送进去了吗?”
吴中行说:“不送进去,我是不能跟您说的。”
次日,赵用贤上疏,用语极其刁钻,说首辅既然能为君臣之义效忠数年,所以就不能为父子之情少尽责任义务一天。陛下之所以不允许首辅回乡守孝,难道是想让四海人心都效仿他的行为吗?
这两人,都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此为上策。
如果说,两位门生还留了一些情面,那么第三天(二十日),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则完全撕破了脸皮。他们意在逼迫张居正交出权力,彻底下台。他们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陛下要留张居正,动不动就说为了社稷,那么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元辅大人乃纲常之表,纲常不顾,安能顾社稷!
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
吴中行等人的奏疏虽然上去,但其实是压在了冯保手里,他留中几日未发,让张居正先拟旨批驳。
张居正完全料不到,在他当政五年后,居然朝中有人对他如此切齿,看完奏疏后,火冒三丈!随后与冯保商议,如若姑息,则后果难料,必须以严厉手段压下这个势头。
最后决定,对他们几个人的处置,是要廷杖和充军。
风声传出,各路官员大惊,纷纷展开援救。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事情要闹大了,忧心忡忡,亲自出面为吴中行等人疏通。
张居正此时已经铁了心,面对老马的喋喋不休,他起先良久不语,忽而对老马跪下,以一手捻须,高声恳求:“公饶我!公饶我!”
首辅失态若此,老马心知事已不可为。于是仰天长叹一声,走了。
翰林院掌院学士(院长)王锡爵,邀集了翰林院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等数十位官员求见张居正,要个说法。张居正避而不见。
王锡爵一不作二不休,自己去了张府,闯进灵堂,见到了张居正,当面激烈指责。
张居正告诉他:“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冷笑:“即使是圣怒,也是为先生您而怒。”
张居正无言以对,又咕咚一声跪下,边哭边拜:“皇上要留我,而诸位要逐我,我怎么办?怎么办?要杀我吗?”说着,忽然顺手摸起一把小刀做刎颈状,高喊:“你杀我,你杀我!”
王锡爵大惊失色,连忙拔腿跑了。
张居住正固执己见,坚持要回击“逆流”。
夺情风潮,至此达到白热化。一场残烈大祸,就横在眼前,朝中有识之士皆寝食不安。
翰林院的侍讲赵士皋、张位、于慎行、李长春、田一儁和修撰孔教、沈懋学等人,都有上疏论救。但全在冯保那里压下,根本不可能起作用。
诸人忧心如焚。沈懋学想到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是自己的同年,或许可以从中缓颊,便连忙修书向他求援。但连发三信,一无回音。
沈懋学不肯罢休,又写信给时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李幼滋,求他出面营救。李幼滋是夺情派的中坚,哪里肯做这事?反而回信把沈懋学教训了一通,说:“今师相不奔丧,是圣贤之道。若腐儒等辈安能知之?”
沈懋学险些为之气结,一怒之下,告病还乡了。
十月二十二日,终于有旨下:着锦衣卫逮捕吴中行等四人,在午门前打屁股。吴、赵二人,杖责六十下,遣返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
艾、沈二人杖责八十下,遣送极边远地区充军,遇大赦亦不恕。
四个人的待遇之所以有等差,是因为吴、赵二人只是主张首辅暂时回乡葬父,再伺机召回,而艾、沈二人则是主张首辅永久辞职,罪状有轻重之分。
吴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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