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的一段时光里,沉以安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朋友。也是迄今为止,对他人生影响最深远的人之一。
少时,他爱读莎士比亚,开始是中英译本对照着读。莎士比亚原文属于中古英语,晦涩难懂,许多字词意义和现代文不同。后来又开始看各个翻译的版本,对照其中不同之处,继而对翻译这一工作产生了兴趣,于是想成为一名翻译家。
然而,因家中经商,最终任远还是听从了父亲的意见,选择了经济系。
当时,他感到很是抑郁不平,因为抗拒,学起经济也只觉枯燥。偶然和沉以安倾诉了心中的困苦,与其说那是父亲的意见,不如说是命令。
沉以安听了,没有寻常出言安慰,而是积极的鼓励他去追寻梦想。一开始,任远有些犹豫,经沉以安认真的建议后,他尝试着去学院申请换专业,成功的从经济系转到了外国语言文学系,这才得遇了后来宋之言先生的教导。
毕业之后,任远仍未能如愿从事翻译工作,而是跟着父亲学习经商。
在这方面,他既没天赋,也不感兴趣。担任任氏集团董事长期间,原本的商业模式缺乏总体创新,净利润持续性下降,又逢经济下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更是难上加难。
任远没有父亲那样的商业头脑,自知能力有限,无法力挽狂澜。从任氏卸任之后,想要从事翻译工作,于是回学校去见了以前的恩师宋之言先生,他曾在外交部工作,任翻译司司长,后回到大学传道授业,翻译文学经典。
初回国时,任远曾去拜访过老先生。之后表明想从事翻译工作时,老先生也语重心长的和他说了很久的话,大意是为他的这份决心感到高兴,希望改正不良习气,重新做人。又让他跟随助理何霖从头开始学习。
何霖带的都是毕业不久的学生,其中只有他的年龄最大。
想起沉以安,已有近两年未见。当然,这期间对于他的近况也有所耳闻。
回忆从前,他自小生活在一个现代化而具有封建森严的家庭,父亲要求极为严格,稍有不慎,就会责骂。中式传统大家长的那种压迫令人时刻喘不过气。只可顺从,不容忤逆,至于个体的自尊、人格,实际上是不允许有的。
一次,父亲来到学校,他于一旁陪同,恭敬的应和着那高高在上的训话。行至教学楼下,因无心之失说了一句令其感到不满的话,当即面上挨了很重的一耳光。
瞬间,这一耳光吸引了所有人好奇异样的目光,人们看着他,彼此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议论纷纷。
就在这时,沉以安从人群中走出,站到了他的前面,为他据理力争。当众就“人权、自由、平等”的话题,言辞犀利的与任父进行辩论。
当时校风自由开放,兼容并包,充满着人文主义气息。任父虽是知名人士,但此番情景,人们见了也不足为奇。
任父说不过,开始强词夺理,又用身份来压人。一旁的许多学生或为之所动,纷纷发出个人见解,表示赞同沉以安的看法。
最终见势不在己,任父只得随意找了一个理由,落荒而仓促的离开了。
当陷入窘境,惶恐畏惧到无所适从时,是沉以安向他走了过来,为他反抗。
后来,他私下问沉以安:“当时你一点也不害怕吗?”
自己一直忌惮父亲的威严,从来不敢像那样对父亲说话。
沉以安却理直气壮的反问:“你又没有做错,为什么要害怕呢?”
是啊,他又没做错,为什么要害怕呢?
那是第一次忤逆父亲,原来,“反抗”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他有生以来,真正的感受到了什么是自由。
大学的四年,和沉以安相处的那段时间里,足以算得上是他人生中最为“自由”的时光。
记忆里的沉以安,文采斐然,正直无私,其襟怀气度使人钦佩。只是他当时年少,难免有些书生意气,说起话颇具个性,犹使人知其“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他同情弱者,敢为弱者说话。与人为善,仁礼存心。见不平之人,不平之事,总是会上前仗义执言。虽则曾吃过好几次亏,但他却绝不会因此忘记初心,转变思想观念,而是总结反思做事的方法。
关于弱者这一点,任远其实不算其中,但在父亲的压迫面前,也勉强可归于弱势群体了。
印象中,沉以安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即使是同样作为一个父亲,任远也觉得自己是远远不及他的。
许是受沉以安的影响,又或是温室里长出来的善良,后来遇到一些不公之事,蒙冤之人,任远也会尽己所能的去帮助他们。
求学时期,比他优秀的同学有很多,他于其中只是中等层次的水平,但却是人群中最为耀眼的那一个。别人一提起他,首先想到的是任某人的儿子,而不是他的名字“任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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