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军粮供应困难;
七是洛阳没有修建防御设施;
八是夏日迁都,车马人员数量巨大,难以搬迁。
赵匡胤如何回应的呢?就三个字,
“上不从”。
李符这些个理由看起来又全又准,实际不值得推敲。
城池、宫室、宗庙都可以建设,搬迁的事情夏天搬不完,也可以一边修房子一边慢慢搬,从来没有那个都城搬迁是一蹴而就的。
真正影响洛阳作为都城的重要因素,其实就是那个军粮供应的问题,或者说是都城物资粮食供应问题。
这里就插入讲一下洛阳的建都史了。远一点的就不提了,从隋唐开始说吧:
隋唐时期,洛阳或是直接作为都城,或是与长安共同两京并重,或是以东都做陪都。总之一直是都城2的存在,
而开封则是自五代以来才进入都城的选项:后梁时期,先定都开封、再洛阳、最后又是开封;后唐定都洛阳;后晋先洛阳、后开封;后汉、后周都是一直定都开封。
这期间中原政权的都城由长安、洛阳再到开封的变化,水路运输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因为都城聚集了包含官员、军队以及民众在内的大量人口,在古代运输体系和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陆路运输耗损太大,一些天然河流也经常会出现水急浪大的波涛之患,因此供应都城的粮食物资必须通过水路运输,或者具体点说就是漕运,才是最为经济稳妥的。
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目的就是把粮食从江南产粮区高效、经济的运到京都,因此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
但是受地形的限制,从洛阳到长安无法再通漕运,如果进行物资运输,要么冒着黄河波涛之险逆流而上到潼关再转陆路,要么直接走陆路,这两者都决定了沿途运输中数量巨大的耗损。
所以隋唐时期经常出现长安、洛阳两京并重,甚至史书有时就直白的记载了“皇帝率臣子就食于洛阳”。
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长安周边的关中地区本身无法支撑京城的巨大人口,而其地理位置又过于远离产粮区且不便漕运,所以长安这才慢慢退出了都城选项,这是历史和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样的原因,自五代里来开封能够逐步取代洛阳成为都城,也是靠着更为便利的地理条件和漕运优势。
开封依仗的汴渠联通了黄河与淮河,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原地区重要的运河,运输极为便利。
且开封四面平原,耕种有优势。反观洛阳,自巩义以西开始便进入丘陵地区,洛阳周边北临黄河,东、南、西三面都是山地,尽管洛阳本身是一个盆地利于耕种,但作为都城来讲,这仍然远远无法支撑。
晚唐进入乱世以后,如果想以洛阳为都城,必须要耗费极大的精力修建、疏通、维护运河以确保漕运,但这对处于战乱、朝不保夕、财政捉襟见肘的中原政权来说,太过于苛求了,这才有了定都开封的懒人决定。
但仅管如此,也绝不能说明开封就比洛阳适合成为首都,因为选择首都除了要考虑经济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国防因素。
对一个国家来说,都城就应当是最为坚固的堡垒。这里除了城防建设本身的因素,更为关键的就是都城周边的地形。
而在这一点上,洛阳、长安、北京、南京都要胜过开封许多。朱棣后来执意迁都北京,是要凭借燕山、太行之险,以天子守国门。
赵匡胤决定迁都,也是因为燕云十六州还在契丹手中,从长城到开封,千里平原无险可守,北方骑兵朝夕可至。
宋朝刚建立之时,内外交困、财政匮乏,故开封之基业不可轻动。然经过赵匡胤近17年的治理,内地已平、朝局稳固,此时决定迁都是正确的,宋朝有能力、也有精力推动洛阳的都城全面建设。
这种情况,别说赵匡胤了,宋朝中央的官员是个人都能明白。
但世间之事往往是屁股决定脑袋,嘴上说出来的反对理由远不是反对者的真实意图。
围绕迁都的博弈,赵匡胤一直都知道最大的阻力在哪里,所以他懒得跟李符这样的马前卒废话,他在等着那个最后的大佬出面。
同样,包括被急招而来的宰相沈义伦在内的一票朝廷重臣,也都知道问题的关键卡在哪里,因此他们也没敢介入这场纷争,而是默默地看着最后的大戏。
终于,那个最大的反对者坐不住了,既然赵匡胤决定要在这次亮牌比大小,那也就只好应战了。
他带着一贯的优雅和从容,满面春风的向赵匡胤走来。他,就是赵匡胤的亲弟弟,位列宰相之上的当朝第一重臣,晋王兼开封府尹,赵光义。
赵光义见到皇帝哥哥之后,说出的第一句话非常简单,
“迁都未便”。
没什么新意,仍是老调重弹。
赵匡胤没有再按套路左解释、右解释的费口舌,而是直接表决心、亮底牌:
“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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