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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个山东总兵。

崇祯十六年，奉命去河南攻打李自成，他见“贼”就跑，对当地百姓倒是发狠猛杀，虚报战功，获取赏银。

李自成进围北京，崇祯帝令他勤王，他托言自己堕马受伤，又骗御银数十两当药钱。明廷下令他扼守真定，他根本不奉诏，反而在当天大掠临清，统兵南逃，所至焚劫一空。崇祯帝君臣为哀求他能增援，本要封他为东安伯，但已进入江南地区的刘泽清大掠瓜洲，复又盘踞淮安，专心做一方军阀。

此外，刘泽清为人对外作战胆怯，对内极其凶残，平时爱取死囚心肝佐酒，杀表兄杀亲叔，恣意所为。

刘泽清的叔叔刘孔和，性豪迈，工诗文。北京失陷时，他在家乡起兵，杀掉大顺政权委任的县令，率众南下依附刚刚即位的弘光帝。刘泽清使幕客游说，刘孔和便领兵来归自己的侄子。

一日，刘泽清张盛宴作诗，宾客交口赞誉，惟独刘孔和不语。刘泽清不悦，数次强问叔叔，让他品评自己的诗作是否精工。刘孔和在侄子军中日久，非常郁闷，便说：“国家举淮东千里付足下，但不闻你北向发一矢以抗敌！诗即精工，何益国事？况且，你作诗还未必精工！”

刘泽清大怒，为之罢酒，座客皆震慑不安。刘孔和拂衣徐出，不顾。怨愤之下，刘泽清暗中派士兵追及舟中，以弓弦缢杀了这位叔叔。弘光朝廷不知，已经下命任刘孔和为副总兵。等谕旨到达，刘孔和已经被杀三天。

在淮安时，刘泽清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雅，大治宅邸，花费千金构建水阁，招致诸生吟咏歌颂他的“功业”，颇自矜诩。

如此对外懦怯对内凶残之将，靠拥戴弘光帝得以升官，平日傲慢无礼，四处逢人夸耀：“我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列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

清兵南下时，有人问他御敌之策，他笑道：“我拥立福王而来，以供我休息耳。万一有事，吾自择江南一郡去也。”

国难之时，他唯一的“功业”，就是在淮安大兴土木，建造僭拟皇居的豪宅，壮丽非常。后来，清军一到，刘泽清即率众六万降清。

黄得功，字虎山，开原卫人，貌伟多髯，膂力绝伦，天生一个将才。此人出身贫贱，赶驴为生。如此勇武之人，却知遇于马士英，不仅婚娶由老马主持，老马还派人教他兵法。

后来，马士英当凤阳总督时，黄得功才力得施，堵截“流寇”，建功河北，多年与张献忠部、“革左五营”等血拼，立功不少，声达御座，崇祯帝曾亲赐其药，以彰其勋。

弘光帝继位后，由于察觉黄得功忠心耿耿，非常看重他。黄得功虽然受知于马士英，但本性淳朴，对明朝始终不贰。他部下人马，也有五六万之多。

除上述四人以外，还有左良玉部。左良玉是山东临清人，早年与后金激战辽东，因作战勇猛而步步升官。此人长身赤面，善左右射，目不知书，智略颇多，善抚士卒。

后来，杨嗣昌督军，左良玉在与农民军作战过程中时而大胜时而大败，逐渐拥兵自重，并在崇祯末年已经挂“平贼将军”印，获封宁南伯，坐镇南昌。如此，他控遏南京上游，拥兵八十余万，气势汹汹，对外号称“百万”。

弘光帝继位，左良玉自恨无策立之功，本来不赞成，后因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苦劝，他勉强上表拥戴，被进封为“宁南侯”。但是，弘光帝、马士英等人，对他最有戒防之心。

乱世重武将，可南明相比南宋，远远不如。宋高宗赵构偏安江南，杀一岳飞易如反掌。弘光帝坐据南京，却只能听任四镇及左镇跋扈称雄。所以，孱主之于强藩，恰如慈母之于骄子。

日后，南明数帝，均在武将武夫掌握之中，所以日益衰弱，次第以亡。

以刘泽清为例，此人原本书生意气，年轻时候因为猜忍好斗，被学政禁止参加考试，无奈之下，他才改武科。从骨子里，他对士人有极大的反感。所以，面见弘光帝后，这个武臣竟敢说出这样的话：“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辈宜束之高阁，待臣等杀贼后，再逐次择用，故请罢制科。”

由于他先前在崇祯朝曾为东林党人排挤，故而不遗余力与马士英站在同一战线，尽显武将骄横。

有样学样，其余三镇军头，曾与刘泽清一起，在党争最激烈时，联合上疏，指斥姜曰广、刘宗周“谋危社稷”。这种武将弹劾文臣的“本末倒置”，在以前的明朝政治中，从未出现过。此时拥兵自重的军阀们，竟然肆无忌惮。

同时，四镇之间，为争夺地盘，扩充势力，相互间多有磨擦、冲突，几乎酿成内乱。黄得功、高杰二部火并，差点造成两支军队几十万人之间的混战，如无史可法从间弥缝，当时窝里死斗几不可免。

欲向江南争半壁（18）

但话又说回来，倘使无东林党和史可法等人的私心，弘光帝依伦序顺利继统，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四镇参与“策立”而造成的拥功自专。所以，追根溯源，史可法真正难逃其责。

高杰驻扬州，黄得功驻仪征，本来就是史可法安排牵制高杰。与黄得功同宗的明朝登莱总兵黄蜚想入南京觐见弘光帝，怕路中为高杰、刘良佐等人劫掠，就写信给黄得功，让他接应一下自己。黄得功率三百精骑出迎，至距邗关五十里以外的土桥时，饮马吃饭，高杰派出大队人马突然杀出，矢石如雨一般密集，尽杀黄得功三百精骑。幸亏黄得功本人悍勇，只身逃免。高杰乘胜，又趁黄得功离镇，派大兵进袭仪征，反被早已有备的黄军打得大败而逃，千余人被歼。于是，二部将领各自整军备马，意欲仇杀。

史可法无奈，亲自至仪征调停，苦劝苦说，表明天下人皆知土桥之变曲在高杰，并自己出银偿补黄得功马价，黄得功勉强接受。最终，高杰也受史可法劝说，送千金与黄母作寿，二人之间仇怨才稍稍得释。但高、黄二部，已经是势不两立。史可法只得调黄得功移驻庐州，派高杰移镇徐州。

诸镇军阀，各自拥兵自重，他们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饷开支却极大，使得南明政府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羊毛自然出在羊身上。由此，江南百姓，顿入膏火之中，倍受压榨。

南明赋税倍增，百姓骨髓殆尽，家财粮食，全被政府搜刮，以奉养这些骄兵悍将。即使是丰年，江南一带的财赋仅仅600万两白银，可四镇及左良玉的军队，竟然需要700万两白银来养，所以，南明只得依靠对江南百姓加征赋税，来满足军需。

清朝方面，马不停蹄，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和亢奋之中，连连占有山东、山西大部分地区。由于弘光朝廷“借虏灭寇”的基本政策，南明军队上下醉生梦死，根本不向北方推进，任由山东、河南日渐成为清朝的稳固统治区。

1644年阴历十月十二日的怀庆战役，大顺军获得大胜，攻克沁阳，一下子让多尔衮大惊，从而把所有重兵皆调入陕地，合击李自成余部。倘若弘光君臣审时度势，即使打最简单的人海战术，也能向北方跃进一大步，最差也能把防线推至黄河岸边。彼时，北直隶、山东、河南东部等地，清军兵单力虚。

可笑的是，弘光君臣小人心态，存有坐山观虎斗之幸灾乐祸之心，谁也不懂在大乱之中设法保有第三种力量的绝对重要性，任由清军放心大胆倾注全部老本在陕西追围大顺军决战。

丧钟，不仅仅为大顺军李自成而鸣，也将为南明弘光朝廷而鸣。

1645年三月，被清军追着打的李自成统大顺余部跑到襄阳，向汉川开进，在清河口大败左良玉部。

打不过李自成，左良玉部既不防“贼”也不击“虏”，反而借“北来太子案”，乘船蔽江而下，直杀南京去“清君侧”。

不久，李自成在湖北通山遇袭被杀。大顺标志性人物的死亡，也宣告了这个政权的落幕。

清廷的注意力，立刻全部指向了南京。

以下犯上窝里斗

——许定国杀高杰的“睢州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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