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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方面，他的生存技巧具有相当的助益。

在某些方面，家康的成功大多归功于决心、务实、敏捷以及好运等因素的混合。作为一个生活在危险时代的不寻常的幸存者，他的一生完全可以做为冒险故事与电影的题材。

家康于1542年出生于三河国（今日爱知县的一部分），取名松平竹千代。他出生时，其母仅15岁，其父松平广忠（1526～1549）是三河国的低阶武将，年仅17岁。松平家族跟其邻人不和——西边的织田氏与东边的今川氏。松平家族跟今川氏缔结不稳定的同盟，而在1547年，为了加强同盟，广忠同意派他的幼儿竹千代到今川家作为人质。但在前往今川氏据点骏府（静冈）途中，竹千代被织田的武士所俘虏，被带去织田的据点名古屋。1549年广忠死时，织田家族与松平家族宣布停战，而竹千代恢复作为今川的人质的角色。

竹千代与今川家族同住直到1560年，似乎相当安稳。在此期间，他还十几岁时就娶妻生子，当起爸爸来，和其父一样。他甚至与今川一起参加战役。然后，1560年，骏河国大名今川义元在桶狭间之战中被织田信长杀死，竹千代（这时已改名为元康）被今川氏释放，并事实上成为信长的盟友。

由于他自己家族（松平氏）领地三河国的西界这时借着这联盟已获安全，元康把注意力转移至东边的今川领地骏河国，至1568年已逐渐获得对骏河国的控制。至此阶段，他再度改名，改为德川家康。1570年，他把据点迁至今川氏昔日据点静冈，而在其后十年，利用他跟信长的同盟，他能够扩张其领地。信长曾怀疑家康是否效忠于他，但家康消除了信长的疑虑。1579年，他派人杀死自己的妻子与长子，作为效忠信长的证据，因为信长怀疑他们两人跟他的宿敌武田家族共谋。

当1582年信长死时，家康趁随之而来的混乱形势，占领武田领地甲斐国与信浓国（今日山梨县与长野县）。他现在是信长的继承人秀吉不可小看的一大势力。

1584年，家康尝试挑战秀吉的权威，但失败了，翌年，他承认秀吉为其领主。然后，他们组成一个不稳固的联盟，该联盟协助秀吉征服关东的北条氏（与镰仓时代的北条氏无关）。秀吉把取自北条氏的领地奖赏给家康，但因为秀吉仍怀疑家康是否效忠于他，因此秀吉强迫家康放弃现有领地，接受北条氏的领地。家康没什么选择余地，只好同意。然而，家康没迁移至北条氏据点小田原，反而选择地理位置比较接近领地中央的渔村江户。这偏僻的小村后来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与主要的经济首都——东京。

其后几年，家康巩固了他事实上包括整个关东平原的广大领地。他建造的江户城，在明治维新后被用来作为皇居。他被许多大名承认为其领主，因此他敢于废弃自己在秀吉临终时所作的保护其幼嗣子秀赖的诺言。1600年在关原之战获胜后，他有效地掌握了全国最高权力。

为了使其地位合法化，1603年家康接受后阳成天皇（1586～1611在位）颁授的征夷大将军头衔（自从1588年以来无人使用这一头衔）。这时他61岁。跟以前的天皇与将军的做法一样，仅两年后，他让位给其子秀忠（1579～1632）。虽然秀忠不是幼童，家康本人却继续掌握实权。家康提早让位有助于确保其家族地位的持续，这一持续性因1623年秀忠本人提早让位而加强。

秀赖仍是潜在威胁。家康花费了若干年去除这一威胁，1615年他终于设法摧毁秀赖据点大阪城。当濒临失败时，年龄仅有22岁的秀赖自杀而死。他7岁的儿子国松被俘，然后被斩首处死。

同样在1615年，家康也发布管理朝廷与武家的法律。虽然朝廷让家康的地位合法化，家康也恭敬地对待朝廷，但他还是向朝廷清楚表明朝廷的权威仅仅是形式与仪式上的。朝廷受制于幕府的控制，幕府保留对朝廷所有任命案的批准权。家康厉行相关法度来控制武家，武家必须遵行下列事项：

第一节　稳定才能够生存（2）

⊙不得在新领地居住；

⊙所有罪犯必须逐出领地；

⊙大名的婚姻必须由幕府批准；

⊙不准建造新城堡，甚至修理现有的城堡也必须由幕府批准；

⊙发现相邻领地有新举动或派阀阴谋必须立即向幕府报告；

⊙大名的行列必须相称于大名的位阶，有特定数目的家臣随行；

⊙大名必须遵行特定的衣着规定；

⊙没有位阶者不得乘轿。

家康清楚了解，稳定与正统是维持控制的要素。变革不合需要，因为变革难以预测。流动性是威胁。人民愈是按规定的方式行动，他们愈不会构成威胁。未能按预期行动甚至可以用死罪来加以惩罚。据闻家康把“失敬行为”定义为“非预期的行为”，而武士可以用剑将失敬者斩首。

翌年，1616年，家康病死，敕谥“东照大权现”。他带给全国多少和解，这还有待争论，但他对维护国家统一确实有所贡献。

他的正统与稳定的政策被其子秀忠与大多数继承人所遵从，继承人全部是德川家族的人。尽管可能只是建立在秀吉已实行的政策之上。

继武家诸法度（管理武家的规定）之后，不久家康发布管理其他阶级的规定。这些法度不仅规定诸如工作与住所的类型与地点以及衣着类型，也规定具体小事，诸如一个特定阶级的人可以给特定性别与年龄的子孙什么样的礼物，他们可以吃什么类型的食物，甚至于他们可以在何处建造厕所。1649年家康的孙子家光（1623～1651将军）统治下发布的庆安告示，就是这类规定的好例子。

秀吉冻结阶级是厉行正统与稳定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措施现在扩充至中国式的士农工商阶层制。这一制度是对中国士农工商制度的微小修正，特别在有关武士居首位方面。农民比工匠与商人位阶高，因为儒家认为农民是主要生产者。在每个阶级内，尤其是武士阶级，有进一步的位阶细分。

朝廷贵族、僧侣与尼姑在这些阶级之外，而在这些阶级之下有“秽多”（今日的部落民）与“非人”两个贱民阶级。他们从事诸如屠宰、埋葬等被轻视的“不洁”活动，或诸如行商与表演等“可疑的”活动。部落民至今仍与主流社会隔离。

不洁理论上定义于宗教基础上，尤其是神道所说的污秽。这一概念可回溯至奈良时代前，大多意指身体的污秽或死亡或重病，但实际上也包括广泛范围的“不受欢迎的事物”。月经也算是污秽，意味女人通常被视为不洁，虽然显然她们未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但她们被禁止进入诸如富士山等圣地（事实上至今女性仍被禁止进入某些山），尽管神道最高神祇天照大神是女神。

理论上阶级是世袭的，阶级之间的流动很困难，但实际上这并非如一般认为的那般不可能。阶级的主要区分在武士与非武士之间。

不同阶级之间的收养绝非没有，而财富也能够为改变社会地位创造奇迹。工匠与商人之间的区别始终是微小的，在本时代后半期，农民与工匠的区别也变得模糊，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两个活动领域都有兼职工作所致。理论上的武士与商人之间甚至也有一些模糊，尤其在早期当外国贸易被允许时。幕府与大多数大名使用“御用商人”，后者在早期至少是武士阶级，尽管

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本时代后期有些商人被允许享有某些武士特权，如随身佩剑。在本时代末期也有武士从事商业活动。在整个德川时代，农民与武士之间的阶级区别有某种程度的模糊，因为村长往往也被允许享有随身佩剑的武士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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