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尔波和拉许欧克还是全国艾滋病患者协会“挪亚方舟”的成员。这意味着,他们不只为自己的朋友抬棺,还要为那些孤家寡人、举目无亲的可怜虫抬棺。
有时候,总得有人挺身而出。
就算是最孤单的人,总需要有人送他最后一程吧。
之前,有个年轻的难民刚到瑞典没多久,就死掉了。他没有任何亲友,无依无靠。
即使客死异乡,总还是要有个人为他抬棺吧!
这个难民的葬礼办得极为节省,甚至有些草率:没有一般的木制棺木,而是使用替代的厚纸板棺材。这种纸棺是最难扛的,不只轻飘飘,而且根本就抓不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纸棺材比较轻,一定比较好扛,其实不然。
去年冬天,有那么一次,赛尔波还卷起衬衫的袖子,带点病态的骄傲展示臂弯上的一处擦伤。
他扛过太多人的棺材,以致胳膊上同一处受力过度,都弄到擦伤了。
当然,不是每个艾滋病患者都会互相打气、彼此扶持。有些艾滋病患者以看到其他患者为耻,厌恶之至,仿佛是在提醒他们,自己的处境有多么不堪,自己的生命已经来日不多了。
出于这种心态,他们宁愿继续让自己的爱人与朋友伤心。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拒绝在镜中重新检视自己,更不愿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
这又要从何说起呢?死于艾滋病,当然一点也不光彩,不只是盛年早衰,更是最痛苦、最孤独、最冗长、最丑陋、最不堪的死法!
和社会上其他族群相比较,同性恋圈子更强调年轻,更重视美貌。
只要没那么倒霉,不要被传染到,基本上就不用担心这么丑陋不堪的死法。然而在男同性恋者之中,也有一部分人假装这种黑死病根本不存在。这种人通常玩着多面人的游戏,在明处与暗处之间穿梭。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艾滋病肆虐的高峰期,众人对健美结实之身体的崇拜越发强烈。大家都想展现强壮健美的体魄,仿佛这样的身体绝对不会也不能衰败,更不会死灭。
在这段时间,同志之间流行把体毛刮干净,仿佛是想展示自己完美无瑕的身体,没有病毒、没有瑕疵、没有死亡,洁净一如白纸,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从同性恋报纸《观察员》对抗艾滋的广告就可以一窥端倪:广告人物净挑一些英俊、强壮又帅气的男人。
“老天爷,”保罗总会嫉妒不已地说,“摆这些帅哥上来干吗!看到这些帅哥,谁不会想来上一次!然后就中镖,得艾滋病了!”
然后,他又点上一根烟,继续翻看报纸。
葬礼上有许多花束。出席一个染患艾滋而死的男同性恋者的葬礼,除了鲜花,还能带上什么?
棺盖上嵌着死者的遗照,照片中又胖又壮的欧夫神情相当雀跃,头戴皮革小帽,身穿格子花纹的法兰绒衫,还有毛皮夹克。
就像保罗最常说的:“看起来很有男子气概嘛,结果一开口,还不是像个娘儿们!”
琴师踩着风琴的踏板,聘请来的女歌手静静地唱着歌曲《爱上真正的我》。
看看我,我就在这里。
抬棺的队伍中清一色是患了艾滋病的男同志。其中一人正是保罗,另一人则是拉许欧克。
这些男人全都瘦削不已。
当时间一到,他们就抬起棺材。这个过程很麻烦,但套句保罗最爱说的,“凭着我们丰富的经验,再用点小技巧”就搞定了。
他们就在所有人,包括欧夫远道而来的父母亲面前,将棺材放进等候的灵车。他们踏着缓慢的步伐,肩上扛着棺木,承受着无以名状的重量,还必须勉强压抑心中复杂的情绪,表现出庄严的模样。
任谁都看得出来,他们累得不得了,当中已经有人撑不住,脚步摇晃起来。
拉斯穆斯与本杰明坐在教堂后方一排座椅上。他向本杰明耳语:“你看,他们好可怜哦!抬着这么一个大胖子,都快累死了!”
拉斯穆斯笑了起来,他一笑就跟着大声咳嗽,几乎成了反射动作。
“不要笑!”本杰明对着他耳语,但就连他自己也有点想跟着笑。
最后,抬棺者终于顺利将棺木放进灵车后方敞开的车厢。他们努力保持专注、肃穆的神情,然后依据往例,全体向死者一鞠躬。
鞠躬的同时,保罗以非常凝重、近乎沉痛的口吻,为他们大家的心情做了总结。
“永别了,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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