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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教授的教授（第1页）

陈寅恪（1890。7。3—1969。10。7），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他的性格、思想深处只有博大和朴实，以及朴实之下的深邃。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秀品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寅恪自谓不谈政治，却时刻不忘国家大事；研究历史表面看满篇考证，骨子里说的都是兴衰成败；面对强权，他一身傲骨，卓然独立。

一颗真正的“读书种子”

早在柏林苦读期间，陈寅恪就被时人称为真正的“读书种子”。

陈寅恪苦读，巧读；用心读，动笔读。他读书，有圈点，有校勘，有批语，眉批或行间批。梁慧皎《高僧传》（初集）是他批校最多的书，其批校字迹之细小几如毫发之难于辨识。蒋天枢在《陈寅恪读书札记弁言》一文中说：“先生生平读书，用思之细，达于无间，常由小以见其大，复由大以归于细；读者倘能由小以见其大，斯得之矣。先生读书，用思绵密，用语雅隽，立言不多而能发人深省。所记，大抵申抒己见，或取新材料补证旧史；或考校异同，与前贤札记之以铺叙例证得出结论者，颇异其趣。将来先生书出，对于未来学术界将有深远影响，可预卜也。”

而陈寅恪所著之书，亦大多取材于平素用力甚勤的笔记，其批校特密者往往成为后来著书的蓝本。

家庭的影响，时局的动荡，陈寅恪和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一样，希望找到一条济时救世、富国强民的道路。1910年，远在柏林求学的陈寅恪听到日本并吞朝鲜的消息，慨然作诗：“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1911年，在瑞士的他，从报上得知辛亥革命的消息，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要谈革命，首先要注意的便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理所当然的。读德文版的《资本论》，陈寅恪可能是中国第一人。

在哈佛的岁月里，陈寅恪开始走向性格的成熟与冷静，他也由此走向历史的深邃与文化的博大。在与好友吴宓谈话中，陈寅恪谈到，推重实用，或可使中国实业发达，成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

初到美国留学，陈寅恪购书的豪举，让众学子难忘。他主张书要大购、多购、全购。一日，陈寅恪说：“我今学习世界史。”遂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成一全套。在他的带动下，吴宓也买了一套19巨册的各家注释汇编本《莎士比亚全集》。

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寅恪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就总是叫厨子做腰花，陈寅恪却一点都不吃。杨步伟觉得很奇怪，就问：“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寅恪告诉杨步伟，那是因为腰花在德国最便宜。在柏林读书时，陈寅恪生活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都不正式进餐。

陈寅恪留洋十数年，进入众多高等学府，然而却未怀揣一张高级学位证书回来，他完全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大多数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他却淡然视之，不感兴趣。

萧公权曾说：“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位、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半是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某大学授予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办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便推荐陈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大为生气了，遂答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一代学界泰斗，学问之大，却没什么傲人的学位文凭，这便是陈寅恪的一大奇特之处。但他的广博学识，却是举世闻名，足以傲人的。

陈寅恪备课极其认真。在备课之前，即与助手说明本学期要讲之问题、内容，然后指定助手读哪些书给他听。他要读的第一本书总是《资治通鉴》，接着是《通典》、《会要》、《六典》、两《唐书》等。备课时他先让助手读《通鉴》哪卷，或何年至何年，且嘱咐读得慢些、清楚些，至一段落，即停下来，沉思冥想，提出一些问题或要注意之处，让助手写在本子上，常常是听完《通鉴》某一段，即叫助手查出两《唐书》、《会要》、《通典》里记载与此有关的资料，再读给他听，然后指出这几种史籍的记载有哪些不同，哪个记载可靠，哪个不对。助手把这些一一笔录。

助手王永兴回忆，“这样读了几天，他就叫我把本子上所写的重复给他说一遍，他总结综合，口授出来由我写下，就形成了讲课稿或者讲课的详细提纲。不只是讲课的主要内容，而且讲课所涉及的史料、与讲课有关的每一条材料，他都作了严谨的校勘与考证。”“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发掘、使用原始材料，是陈寅恪的治学原则之一。他恪守乾嘉学者和德国米勒诸学者重视使用第一手资料的传统和经验，强调以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研究。他指出做学问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便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往往站不在。与陈寅恪学风相近的傅斯年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去浮华、疾虚妄、取信征实、厚积薄发，取用新材料以研究问题，是陈寅恪一贯的优良学风。

陈寅恪长女流求曾回忆，陈寅恪在清华后期，生活紧凑而有规律。“父亲每天出门总是夹着个布包袱，包着书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陈寅恪还不时在家里书房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侄儿封雄幼时曾亲聆“梵音”，并问：“叔叔，你念的是什么咒？”引得众人大笑不止。除却学习梵文，陈寅恪还常乘车到大高店军机处看档案，清时机密文件都以满文书写，他一本一本看，如遇重要的，就随手翻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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