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
“头一回看上去像小姐。第二次——倒像太太。半当中跑到楼梯间拎只热水瓶。”
“那是啥辰光事情?”
“差不多两个月前。”
一辆卡车停在门口,从车上卸下一堆用军用油布包裹的器物,几个日本兵往楼梯上抬。
“后来呢?你没再见到她来?”
“你说那个女人?没来过。没看到。我也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盯着大门。从前,晚上八点就关门了。日本人一来,夜市面越做越闹忙,不是跳舞就是赌钱。从前规矩人家先生小姐,怎么肯半夜归家?我只好晚上坐在这里,吃吃老酒,听听无线电。英国大班上船前给我订过规矩,只要看好大门,房钱、工钱、水电煤,楼上蒋先生负责。”
大件器物搬上楼,宪兵们又开始往楼上运各色零碎。一叠描金乌漆扁木盒,铁壶,草编篮里装着各种尺寸盘子碟子。
“那天也是晚上?”我问老钱,“是第二次,那女人第二次来也是在晚上?”
“晚上七点多钟。十点钟时候我上楼给蒋先生送一封信。看到她在楼梯口提热水瓶。”
电台里扬州小调拖着尾音,充满暗示。一把木柄薄刀掉落在楼梯上,叮叮当当顺着梯阶往下跳,宪兵捧着木制刀架,无奈地望着它。
“后来更热闹。十点多钟,有个男人来到公寓大门外。穿一件灰色大衣,腰带收得很紧,手里抓着帽子。他跑进门厅看一圈,又退出去,站在马路边抽烟。”
我笑嘻嘻听取老钱的最新情报,好像一名风化科巡捕。丁先生说过一句隽语:自从有了电影院,情报里就多出许多穿风衣戴帽子的特工。当时他正在特工总部阅读卷宗。
“我一下就猜到他是女人的屋里厢人,她家先生。”
他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又解释说:“那个女人的丈夫。她刚上楼,他就进门,肯定是跟踪她一路过来。”
“你是说捉奸?”
“我在这幢公寓看了七八年大门。什么样人没见过?男人面孔阴着,拿根自来火往他身上擦一擦,一定能点着。不是绿帽子先生,会是啥人?半夜三更,一下子跑进两个陌生面孔,哪有那么巧?你说对不对,对不对,马先生?”
“那么,捉到没有?”
“本来以为有场好戏看。我没开灯,门房间窗户也关着。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吃老酒,大厅透进来一点点亮光。不需要开灯,替东家省电。老东家在时是那样,新东家么——就算做人不漂亮,”他压低声音,朝楼上努努嘴,好像蒋存仁正躲在房顶上偷听,“我呢,也替他打算盘。那样一来,门厅好像大舞台,灯开得明晃晃。马先生你晓得么?我每天都像看戏。我们那位二房东蒋老先生,一看到杨家新妇就口水答答滴,临出门还要回头,背后盯牢,看人家屁股一扭一扭上楼梯。”
“既然来捉奸,为什么站在门口?”
“我也这么说。没胆。靠在电线杆上,心神不定,荡来荡去像只游魂。明明晓得自家老婆在楼上跟别人胡天野地,就是不敢上去敲门。”
“可能不知道敲哪一家门。”我提示他。
“不是男人。”老钱下结论,“说句老实话,连鲍先生算在里头,都弄不过那女人。”
“你又知道,自己倒是个老光棍。”我笑话他,顺手又递给他一根烟。
“我怎么不晓得?”他眨眨眼睛,提出重要证据,“我看见鲍天啸吃她一记耳光,就在大厅里,就在我面前,那还有假?”
“你今天吃过几杯老酒?讲个故事东一榔头西一棒头,听得云里雾里。”
“你性子不要那么急,马先生,先吊吊你胃口。”老钱从抽屉摸出自来火,慢吞吞点烟。
“那男人等了一个多钟头。夜里风大天冷,他躲在公寓门洞里。幸亏半夜三更没人进出,不然吓一跳。女人总算下来了。一路奔下楼梯,皮鞋踩在马赛克拼砖地上,像一匹小母马。当年我在马立斯新村替英国大班牵马——”
“那只耳光呢?”
“鲍先生追下来。两个男人一个站在门外,一个追到门口。只看到那女人掉转头,冷冷看着鲍先生。他赔着笑面孔,女人突然伸出手,啪一记耳光。临出门,回头说一句:‘你这个懦夫!’北方口音呢,‘你这个懦夫!’跟先前那男人搂着肩膀上了汽车。”
“对了,上车前那男人又进来,警告鲍先生不许把事情告诉别人。你说说,马先生,这只乌龟男人是不是死要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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