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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上午,医生决定为妈妈做手术,因为妈妈的病情已经不能再拖了。上午8点,我被叫进了医生办公室,一位姓孔的中年医生拿出两张纸,对我说:“现在病人身体很差,贫血,发烧,动手术的风险很大,家属要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同意,我们才能动手术。你能签字吗?”我懵了,我这才知道,动手术的风险是病人家属承担的。
医生问我多大了,我说18岁。医生严肃地看着我说:“18岁已经成年,可以承担法律责任了。”必须我来签字吗?18岁的我能够掌握妈妈的生命吗?我低头仔细阅读手术同意书上的字,可那上面写着什么啊?——如果手术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医院概不承担责任。我的眼泪又刷地滴落下来。这张薄薄的纸,会不会是妈妈迈向死亡之路的通行证?而我如果在上面签了字,是不是意味着我同意妈妈走向死亡?
我捧着那张纸哭个不停,眼泪把纸都打湿了,我依然不敢签字。直哭到医生都不耐烦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快签字吧!签了字我们马上就可以给你妈妈做手术了。如果你不签,我们就没法抢救你妈妈……”
我终于颤抖着手,用我稚嫩的笔迹在手术同意书上写下了“同意手术,赵美萍”这七个字。眼泪一串串地滴在那几个字上,慢慢染成一团墨迹……
我在帮妈妈换手术服的时候,触摸到了妈妈瘦骨嶙峋的身体,如果不是她的鼻孔还有一丝呼吸,如果不是她的肌肤还有一丝温热,如果不是她间或还有一两呻吟,她就像是一具风干的木偶了……我用热水将妈妈浑身上下擦洗了一遍,她几乎没有什么感觉。连我的眼泪滴在她的后背上,她也浑然无知……
上午8点30分,妈妈被推进了手术室,眼看着妈妈越去越远,眼看着那扇门在我眼前缓缓关闭,我感觉到像有一只手在往外掏我的心,巨大的失落和疼痛从胸口部位扩散开来,我靠在手术室门外的墙上,掩面大哭。有个医生刚好从楼梯上来,冲我呵斥道:“医院里要保持安静,别在这里哭,要哭到外面去!”我不敢大声哭了,我抽泣起来,头脑昏沉沉的,我的身体顺着墙根溜了下去。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真多,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农村女孩子,瘫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眼睛哭肿得只剩下一条缝,眼巴巴地望着手术室的大门,四个小时没挪一步。她在等她的妈妈活着从手术室里出来。
手术进行到下午一点多钟,妈妈终于被推了出来。谢天谢地,她还活着。只是肚子上多了一条伤口,同时还多了一个胆液引流袋,妈妈被切除了大半个坏死的胆囊。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在医院里陪着妈妈。其间,医生给妈妈下过三次病危通知。病床上的妈妈像个纸人一样不堪一击,医生最担心的是会有并发症夺去妈妈的生命。7月酷暑难熬,妈妈的病房里没有电扇,除了酷热,病房里蚊子奇多。我那半个月基本上形影不离地守候着妈妈,倒屎倒尿,擦身洗脸,打扇驱蚊,晚上就趴在妈妈的脚头眯一会。那段时间我整整瘦了10斤,不仅睡眠严重不足,还因为吃不饱。医院食堂的饭菜不仅贵,而且量少,我只能每顿吃一只馒头,就家里带来的咸菜。妈妈吃我煮得软软的面条,偶尔放几片猪肝或用小鲫鱼熬的汤。
在医院里,最令我揪心和伤脑筋的是,那个胖胖的护士长隔三差五就把我叫到走廊上,要我补交药费,否则就停药。停药对一个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很明白。动完手术后,妈妈有过三次病危。我接到过医院下达的三次病危通知书,随着通知书一起下达的,还有医院财务室催交药费的通知单。每次捧着这些烫手的通知书,我欲哭无泪,只能厚着脸皮一遍遍求医生:先救我妈妈,钱一定会补齐!
在医院里,唯一令我感到开心的是,认识了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子,也是因为胆囊炎住院开刀的,叫方霞,是和县人。方霞是个外秀慧中的女孩子,高中毕业后在一个小学做老师,和我一样爱读书,我俩经常在病房里背诵《红楼梦》里的诗,她还会看手相,会解梦。有一次,她煞有介事地拉了我的手,要给我看相。看了一会,她认真地说我这个人命硬,以后会有大出息,二十八岁时会有感情波折。我边听边笑,谁能预测未来,谁能知道未来的天空是晴朗万里还是阴云密布呢?不过,她的话多少给了我一点希望。在医院那段难捱的日子里,我和方霞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方霞早早结婚,生了儿子,和在铁路上工作的老公恩恩爱爱。唯一不足的是,她本人的身体十分不好,常年生病。有了孩子后便没再工作,把家迁到芜湖,一心抚育起儿子来。但我们的友谊一直保留到现在。当然,这是后话。
母亲住院的那些日子,我们一家人都有分工,我在医院照顾妈妈;继父在家一边上班一边想办法借钱;妹妹正好放了暑假,也上山砸石头。一想到妹妹那么瘦小的身体,却像当年14岁的我抡着铁锤砸石头那样拼尽了吃奶的力气,我十分心疼。妹妹曾换我在医院服侍了两天妈妈,结果被妈妈骂了回来,她太小了,连帮妈妈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妹妹生性胆怯,连妈妈的吊针打完了也不敢叫护士来换。
家里最累的要数继父了,干体力活容易,但借钱就是万难了。所以,我每次看到继父来医院,从贴身口袋掏出被汗水浸湿的钞票时,我就眼眶发涩。钱是借到了,可何年马月才能还清呢?
7月28日,我们已经弹尽粮绝,妈妈不得不提前出院了,连胆汁袋都没摘除,医生说等胆汁流得很少了,再去医院摘除。妈妈住院整整28天,前后总共交给医院1143。51元。一笔巨债!
当务之急,是挣钱还债。
正巧,当时靠近芜钢的“松园绣花厂”正在招工。于是,我去报了名。绣花厂有规定,进厂要交三百元押金,自己带缝纫机。天!这简直是雪上加霜。但是,绣花对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似乎是个光明的前途,病床上的妈妈坚持要我去。钱的问题再想办法。
结果,我还是如愿以偿地进了绣花厂。钱是一点点借来的,还买了一台长江牌缝纫机。父母都指望我马上学会手艺,很快把本钱挣回来。就这样,十八岁的我从采石女摇身一变成了绣花女。
一开始,我花了整整两天去踩动缝纫机,它不太听我的使唤,总是在不该停的时候停了下来,而在该停的时候呼呼乱跑。我是进厂较晚的学员,当其他绣花女收放自如地踩动缝纫机,十指纤纤、针线如飞地绣着花样的时候,我还脸红脖子粗地学着穿针引线。而等到我终于可以自如地驾驭缝纫机的时候,我又发现自己这条路走错了——我满手是茧,粗糙的手指总是把那些绣花用的丝线粘住,漂亮的丝绸也被厚厚的茧子摸起了毛。我的笨手笨脚自然让来自扬州的漂亮师傅伤透脑筋,师傅因此一点也不喜欢我,总是对我呼来喝去。师傅会当着整个车间二三十个绣花女的面,公然骂我的手指难看又笨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像潮水一样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又穷又笨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我恨我自己的笨,恨自己的手指为什么那么粗糙,像一根根长相粗笨的胡萝卜。为了惩罚自己,我中午不再去食堂吃饭,我要笨鸟先飞。
我想绣出一只蝴蝶,但是我手脚的行动根本不在一个节拍上,我的手如此僵硬,绣花绷子根本不听使唤,一只蝴蝶的翅膀还没绣好,已经断了三枚针。过多的接线使蝴蝶的翅膀毛毛糙糙的,这是师傅最见不得的。我只好拆了重新绣。这样拆来拆去,蝴蝶还没绣好,那块绣花布已经报废了,为此,又少不得挨师傅的一顿责骂。
我回家对妈妈说,绣花比砸石头还难,我不愿意学了。妈妈骂我没出息,说砸石头不可能砸一辈子,绣花才是女孩该干的活。再说,缝纫机买了,学费也交了,不学会就亏大了。妈妈说的没错,我无可选择。世上可以选择的路有很多,却不是我的。
为了将手上的老茧尽快除去,我每天晚上在热水里浸泡好一会,然后一层一层撕掉那些老皮,再抹上五毛钱一袋的雪花膏。精心护理了两个月,手上的老皮总算柔软了些。每每张开手指,自己看着都有点厌恶:骨节粗大,皮肤粗糙,哪里像个女孩子的手呢?难怪绣花师傅会嫌弃我的手,连我都嫌弃呢!我从一本相书上看过,说掌纹清晰的人心地简单,命运也简单。但是,我线条清晰而简单的掌纹为什么却和命运对不上呢?
直到两个月之后,我才终于学会将绣花绷子使用自如,脚下控制着缝纫机的轻重缓急,手拿着绣花绷子上下左右不停地筛动一会,一对蝴蝶的翅膀或一朵玫瑰的花蕊便跃然布上,最多的一天,我可以绣到三十只。按每只一毛五分钱计算,可以挣得四块五毛钱。后来操作熟练了,每天可以绣到四十只左右。
为了向母亲展示我绣花的本领,我去街上买了一块粉红的确良布,绣了两朵盛开的白菊花,然后做成了两只实用的枕头套。那两只枕头套成了我的闺房里唯一的美丽点缀,一直用到我离开家乡。
我的绣花女时光只延续了8个月,因为经营不善,松元绣花厂很快倒闭。当我将蝴蝶牌缝纫机拉回家时,适逢碗口石也卖不动了,山上已经没什么人砸石头,日子更为萧条。村里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纷纷选择出嫁到外村,逃出了一穷二白的小荆山,没嫁的,也订婚了。她们就像一只只从笼中逃脱的鸽子,逍遥地飞远,惟有我的前途一下子渺茫起来。虽然家里一直没断过媒人,但是父母紧守着“把我嫁到街边”的底限,轻易不松口。父母的世故让我反感,与生俱来的叛逆在心里萌芽,我有种预感,也许我会违背他们的意愿,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回家不久,矿上的破碎机组要招人,我跑去“应聘”,被顺利录取。于是,成天戴着日本鬼子那样的深蓝色“风帽”、眼镜和口罩(因为破碎机在开动后粉尘极大),拉着铁皮翻斗车,一天数十趟地从破碎机里拉出加工后的小石子或石粉,倒到50米外的料场,让汽车或拖拉机运走。周而复始,枯燥而又机械,生活没有一点亮色。破碎机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振聋发聩,灰尘弥漫。
一天下来,尽管戴着口罩,鼻孔里还是吸满石粉,手指一抠,都是灰白色的厚实的泥巴。露在风帽外面的头发、眉毛像是染了霜,回家好一通洗,那时能用香皂洗脸已够奢侈,至于头发,只能用最便宜的蜂花洗发水,如果没有,只能用洗衣粉了。每天必须洗一次,否则头发根本不能梳通。尽管如此,我还是留了一头齐腰的长发,尽管它们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枯黄,我每天还是精心地将它们编成两根粗大的麻花辫,在我的黄军褂背后摇曳生姿。如果是夏天,我最喜欢在河里洗头,看着长发在河水里水草一样飘来荡去,很有意思。可惜的是,夏天的河里漂满了鸭子和鹅们,它们用嘴巴和脚掌放肆地将河边的水搅得黄浊不堪。为了洗净头发,我必须涉水下到水的深处,差不多齐腰了,才能看清水的颜色来。也许总是在河里洗头,头发上总是有股淡淡的水草的味道,不香,甚至还有些腥味,是接近泥土的味道,但是我喜欢。
冬天洗头有些麻烦,只能在煤球炉子上烧点热水,用洗脸盆洗头,因为冷,也因为节约用热水,头发根本不能彻底清洗干净。洗完后也没吹风机,只能自然凉干。有时实在太困,往往等不及头发晾干,已经倦极入睡。湿漉漉的头发贴在头皮上,从冬天的夜晚一直贴到黎明。一觉醒来,头发卷曲纷乱,将干未干。也许从那时开始,我便落下了头痛的毛病,至今未愈。头痛成了我生命的凌迟杀手。是不是命运的魔杖总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一些令人诅咒的印记呢?
现在想来,一个人的一生中注定要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转折的,就像好好地走在路上,会莫名其妙地摔跤一样,有的人只是略伤皮毛,爬起来掸掸衣服上的灰尘继续行路。而有的人却会被摔得头破血流,前程尽毁。对农村女孩子来说,命运的转折就是依靠婚姻这块跳板,跳好了,对岸柳暗花明,小日子可以过得舒心惬意。跳不好,就是浸身苦海,后果不堪设想。
18岁那年秋天,我浑身发抖、惊骇不已地见证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这件事深深影响了我日后的情感取向。
那是初秋的某个黄昏,太阳刚刚滚到山旮旯里去,附近的小刘村忽然人声鼎沸起来,顺风传来哀嚎阵阵。很快就有消息传过来,说是一个20岁的姑娘上吊死了。喜欢看热闹的村民们倾巢而出,朝着哭声最响亮的小刘村奔去。我也去了。
在农村,没有什么比上吊、投河、喝老鼠药更方便快捷的死亡方式了。几乎每年,各个村庄都会有想不开的村民非正常死亡,有些是因为婆媳不和,有些是因为夫妻打架,但像20岁的姑娘寻死的还不多。
那场景绝对是触目惊心的。那个姑娘还赤着脚,脚丫子上残留着微干的黑泥巴,那是稻田里肥沃的泥,她应该是刚从田里割稻回来吧!她上身穿件褪色的红的确良的衬衫,袖口也是高高挽着的,肩膀上有两个叠在一起的补丁。她躺在门板上,脸上蒙了一顶破破的草帽,薄薄的衣衫下挺着两个小馒头似的乳房,瘦瘦的身子一动不动,一条粗长的辫子垂在门板上。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大大的寒战,我不认识她,但我分明感到疼,感到怕。
她的家门口人山人海。有唏嘘的,有哭泣的,有打听的。哭声最响的应该是她的妈妈吧,呼天抢地的,还咒骂着什么。我也哭了,我看到那个女孩留下的一封遗书,被好多人传阅着。那是一张春节时贴门对的红纸,撕得很不规则,纸也已褪色了,字是用圆珠笔写在红纸反面的,上面只有歪歪扭扭的几句话:“我死了,你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了。我和小九子是真心相爱的,你们硬要逼我跟别人结婚,我就死给你们看。我到死也恨你们!!!”一连三个触目惊心的惊叹号,表示了这个姑娘的绝望和仇恨。此刻的她平静地躺在门板上,以沉默的死,无声地抗议着她的仇恨。一个农村姑娘,唯一能主宰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对往下淌,曾几何时,我也是想一死了之的呢!虽然不是为爱情。那么弱小的女子,为了爱情,她没有能力与强大的亲情抗衡,她唯有以死抗拒。这份勇气是多么悲壮又是多么悲惨!
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大致弄明白了,原来这个姑娘是和村里一个叫小九子的青年自由恋爱,但是她的父母嫌弃男方家兄弟多,家境贫困,坚决不同意,为让姑娘彻底死心,她的父母托人给她做媒,找了个在市里卖煤球的跛子,收了人家三千元彩礼,准备在阴历八月十六那天成亲。绝望的姑娘和小九子决定私奔,但那夜没走出半里路,就被闻讯而来的父母亲友堵截了回去,愤怒的亲友打折了小九子的腿,把姑娘拉回家中锁了起来。才过一周,姑娘就选择了自杀。
死去的姑娘并没得到彻底的解脱和安稳。她的死被其父母亲友视为是小九子的罪过,于是将她的遗体抬到小九子家中,逼迫小九子一家老小为姑娘的亡魂守灵三天,并将小九子家中的所有家具物件打烂砸碎,只差没拆掉房子了。当夜,小九子便喝了满满一瓶农药,紧抱女友的遗体,含恨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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