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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 严谨治学耿介做人(第1页)

吴宓(1894—1978。1。17),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著名西洋文学家,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

备课是个“苦力”

吴宓教授备课,颇有特色。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文学院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一度宿舍紧张。吴宓教授与钱穆、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

时当抗战初起,办学条件简陋,而他从容自若,依然一丝不苟认真备课,让人肃然起敬。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有文章回忆此事,写道:“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讲课的功夫来自备课的功夫。其实,吴宓教授从走上讲台那一天开始,备课认真就很有名。去清华之前,吴宓教授曾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三年,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一时声誉鹊起。

1923年,《清华周刊》有文章专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其中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文章最后大发感慨曰:“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者!”一位教授上课能够做到“……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可以想见其备课时曾经下过多少功夫。

温源宁《吴宓先生》则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什么叫对学生负责,看看吴宓教授这个“苦力”吧!但他却一以贯之,毫不以为苦。

吴宓教授这种认真负责的作风不仅表现在自己备课上。刘兆吉《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提及一件发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师丢了上课用的教科书,问吴宓先生是否有此书想借用一下,没想到引起了吴先生的严厉批评:‘教师怎能丢失textbook(教科书)呢!一定要找到,上课前必须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灯睡觉了,听到后楼敲门声,听到吴先生高声问:‘textbook找到没有?’也听到不耐烦的回答声:‘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我已经睡了,就不开门了。’听到吴先生说:‘那就好,教师不能丢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丢!’后来听那位青年教师说:‘其实当时并未找到,怕得罪吴先生再发神经,撒了个谎。’现在想来,这件小事反映了吴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认真负责,而且终生不渝。”

吴宓教授在清华讲《中西诗比较》,写过一个教学说明:“本学程选取中西文古今诗及论诗之文若干篇,诵读讲论,比较参证。教师将以其平昔读诗作诗所得之经验及方法,贡献于学生。且教师采取及融贯之功夫,区区一得,亦愿述说,共资讨论,以期造成真确之理想及精美之赏鉴,而解决文学人生切要之问题。本学程不究诗学历史,不事文学考据,惟望每一学生皆好读诗,又喜作诗,终成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赤子之心,尽在斯矣。明白这一点,对于他备课何以如此认真,再做别的什么解释,也许就全是多余的话了。

上课颇有欧美之风

吴宓是一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在清华上课时,主讲英国浪漫诗人和希腊罗马古典文学,“雨僧先生讲课时也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雨僧先生讲授英诗,提倡背诵。特别是有名的篇章或诗行,他都鼓励学生尽量读熟背诵。”(王岷源《忆念吴雨僧先生》)因此他的课对20多岁的青年学生很有吸引力,很受欢迎。30年代中叶,清华外文系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作家,如钱钟书、曹禺、李健吾、张骏祥、季羡林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奉命南迁。11月7日,吴宓与毛子水等清华师生离开北京,经天津、青岛、汉口、长沙,于1938年3月抵达昆明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吴宓主要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翻译课、中西诗之比较等。吴宓同时还给研究生上课,主要课程有:雪莱研究、西方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

吴宓精通多种外国语,学贯中西,又没有一般教授的学究味,所以在西南联大时很受学生欢迎。一时兴起,他还会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作,甚至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课堂气氛是相当活泼轻松的。他的上课风格也很特别,很有些欧美之风,“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谈性质的,只指定些参考书,要我们自己阅读,提出看法,并多写读书报告。课上先生有时讲些文人轶事,风趣横生,使我们忍俊不禁。”(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

虽然吴宓作风很民主,诗人气质很浓,但治学却十分严谨。“吴宓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欧洲文学史’时,除继续采用翟孟生这部教科书外,主要根据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把这门功课讲得非常生动有趣,娓娓道来,十分吸引学生,每堂课都济济一堂,挤满了本系的和外系的同学。这是当时文学院最‘叫座’的课程之一。每次上课书里都夹着许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条。吴宓先生记忆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吴先生还为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了许多补充,并修订了某些谬误的地方。他每次上课总带着这本厚书,里面夹了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纸条,或者把纸条贴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来了,非常准时。有时,同学未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他开始讲课时,总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学,有时也点点名。上课主要用英语,有时也说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弟子李赋宁也有类似的回忆:“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李赋宁《怀念恩师吴宓教授》)

吴宓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同感:“……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很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卡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诃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能与他所景仰的陈、汤二人一起获此殊荣,吴宓感到十分光荣,所以虽然有人建议他拒绝这一荣誉,他还是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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