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些刊物上登了广告。玛丽孤儿院院长有一天发现了其中的一则。她写信,或是拍了份电报给理查兹夫人,她当时在欧洲,正准备返回美国。”
“谁是理查兹?”
“我想他是个美国人或是加拿大人,来自底特律,职业是手术器械制造商。”
“他没有和妻子一块儿去欧洲?”
“没有,他还在美国。”
“关于她母亲之死,理查兹夫人有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况?”
律师摇摇头。“她对母亲一无所知,假如不是院长提起,她几乎都忘记了自己母亲的婚前姓名。”
福尼尔说:“看来她的出现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倒不是说我期望会有。我的调查显示了另一个方向,依据我的推断,嫌疑犯应该在三个人中间。”
“四个。”波洛说。
“四个?”
“不是我说四个,而是依据你的思路,应该是四个。”他迅速做了个手势,“两只烟嘴,库尔德的竹管,还有一支长笛。别忘了长笛,我的朋友。”
福尼尔惊叹了一声。这时门开了,一位年长的职员说:“那位女士回来了。”
“啊,”蒂博说,“现在你们可以亲眼看看这位继承人。请进吧,夫人。我来介绍一下。巴黎警察厅的福尼尔先生,他负责你母亲的死亡调查;著名私人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先生,你也许听过这个名字。在这个案子里,他非常好心地提供了不少帮助。各位,这是理查兹夫人。”
吉塞尔夫人的女儿一身黑衣,打扮别致。尽管衣服很普通,她看起来却非常时尚。她伸出手和大家一一握手,说了几句感激的话。
“先生们,我恐怕自己很难表现得像一个失去母亲的女儿应有的样子。我的一生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孤儿。”
回答福尼尔的问题时,她满怀感激地提起了梅瑞·安吉里卡,也就是玛丽孤儿院的院长。
“她一直对我特别好。”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孤儿院的?”
“十八岁,先生。我开始自食其力。我做过美甲师,也在一家制衣工厂干过。我在尼斯遇上了我丈夫,他当时正要回美国。后来他又出差到荷兰,我们一个月前在鹿特丹结了婚。可他必须回加拿大。我一个人待在这里,现在打算去和他团聚。”安妮·莫里索的法语讲得很流利。她显然更像法国人,而不是英国人。
“你怎么得知这个不幸消息的?”
“我从报上看到的。当时我不知道——没有意识到——那位受害者就是我母亲。我在巴黎时,梅瑞·安吉里卡给我拍了份电报,给了我地址,让我来找梅特·蒂博先生。”
福尼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们又交谈了一阵,但她的话看来并没有什么价值。她对母亲的生活和生意往来一无所知。理查兹夫人留下自己所住饭店的地址后,波洛和福尼尔就送她离去了。
“你有点失望,我的朋友,”福尼尔说,“你对这个女孩有过其他想法?你怀疑她是骗子?还是说,你仍旧怀疑她是冒名顶替的?”
波洛不赞同地摇着头。“不,我不怀疑她冒名顶替。她的证明材料都是货真价实的。奇怪的是,我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或者说她让我想起了什么人。”
“和死者长得相像?”福尼尔怀疑地说,“显然不是。”
“不,不是。我希望我能想起来。我敢肯定是她的脸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福尼尔好奇地看着他。
“显然,”波洛挑起眉毛,“这姑娘是吉塞尔夫人谋杀案中最大的受益者。”
“但这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有一两分钟,波洛没有回答,他的思路跑远了。最后,他说:“我的朋友,这个姑娘继承了一大笔钱,我当然从一开始就会怀疑她和本案有牵连。飞机上有三个女人。其中一个,维尼蒂娅·克尔小姐出身名门。另外两个呢?自从吉塞尔的仆人埃莉斯谈到那孩子的父亲是个英国人,我就怀疑那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也许就是吉塞尔的女儿。她们的年龄都很合适。霍布里夫人曾是合唱团的演员,她的家庭出身不太清楚,用的也是艺名。而格雷小姐曾告诉我,她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啊哈!”法国人说,“这就是你的思路?我们的朋友杰普一定会说你想多了。”
“他确实总说我喜欢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你看!”
“但这并不是真的,我用的总是最简单的办法!而且我从不拒绝接受事实。”
“但你失望了?你本来希望从安妮·莫里索身上得到更多东西?”
他们一同来到波洛下榻的饭店。前台桌子上放着的一件东西提醒了福尼尔,他向波洛表示感谢。
“我还没谢谢你呢,”他说,“你让我注意到了正确的东西。我想到了霍布里夫人的两支烟嘴和杜邦父子的库尔德笛子,但我竟然忽略了布莱恩特医生的长笛,这真是不可原谅。倒不是说我真的怀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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